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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周到的条件下，华蘅芳、徐建寅等等工业先驱们，带领一大帮无师自通或者留洋归来的宝贵人才，摸索学习着搭建起天津河北徐州等地的一家家钢铁厂，最快速的培养出一批技术人员和学徒工人，艰难的试探着从最小的设备开始运转生产。

    到现在三年时间了，真正连续投入运行的还是日照青岛两大钢铁厂。那里毕竟是直接从本世界组建好投影过来的全套工厂。拥有全国最好的一批技术和工人。才能保证其安全正常运行。

    其他的钢铁厂。如今还都在用最渣的炼钢炉炼铁炉球团粉碎一系列设备培训摸索，杨浩是打着谱儿让其中几十万吨产能的设备，当成实验品用到报废。只要能培养出合格的产业工人，一切损失都值了。

    别觉得这样就能简单了，在本世界的五十年代，中国建设第一批基础工业时，在毛子专家手把手的指导下，用了好些年才上手。真正钢铁产业完成突破。那都到了八十年代（1980年中国钢产量3712万吨）。

    就现在，杨浩提供了一切便利条件的情况下，各大钢厂依旧以转炉炼钢技术，生产粗钢为主。

    看似很少的区区一百万吨年产量，已经足够令人惊悚的了，起码华蘅芳等人是瞠目结舌没法形容。因为他们走遍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家能有此等技术装备的。

    严复觉得老先生太谦虚了，不解的问：“即便所产钢材皆用于粗材，面对两亿人口之众市场，如何能消耗不尽呢？”

    华蘅芳唏嘘道：“我们低估了工业生产增加之速，却高估了普罗大众花钱消费的决心！不是没有人肯买。而是绝大多数人买不起啊！”

    严复霍然开朗，心中又是一阵惭愧。这事儿真心找不到人家工业口的头上。归给到底还是他们这些政府官员工作不到位啊！

    其实这里头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中国人太喜欢存钱，舍不得消费，因为自古以来几千年，老百姓穷怕了。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地主老财喜欢把银子装坛子里埋地下藏着，山西老抠们甚至能在地窖里存上上亿两的白银！哪怕近几十年钱庄票号生意起来了，白银流通的程度依然非常低。

    明清以来的地主豪绅不怎么关心工业，他们多数通过种种手段赚了钱后买地当地主，然后再官商勾结想办法把自耕农的田地占过来，把他们变成佃户为自己耕种。丰年他们使劲的摊派税费逼迫农民破产，灾年借机抬高粮价压低地价大肆兼并土地，当大地主。

    如此恶性循环，直到搜刮的没法再搜，弄到活不下去的农民造反起义为止。

    有了钱的地主豪绅们不舍得消费，不少人抠的白面和肉都隔三差五的用，另外他们对农民搜刮的太干净太狠，导致农副产品和牲畜养殖极端不发达，于是乎造成了有钱也买不到多少好东西。

    实在有钱要消费了，无非养小妾弄大宅子，收藏珠宝首饰古董文玩这算高端的，绝大部分低端的宁肯把钱埋地里。

    老百姓自然是没钱消费，镰刀锄头铁锅这就算钢铁消费的大头。而基本上这几样东西不出意外都能用几十年，直到镰刀磨得只剩下一条狭窄的铁片，锄头都快镶嵌不住，铁锅上面许多的窟窿，做饭时必须弄点东西塞住才不会漏水……。

    这等情形下，又哪里来的钢铁消费呢？

    杨浩是在了解了现状之后，制定了推动消费的联动政策。通过土改解放人口的同时，把一切工种全部纳入岗位工资管理体系，哪怕是农民工出夫帮着修路挖沟，也得给工钱。农村广大新建合作社，也要采取计公分定工钱的方式，硬生生把农业生产都变成了工业化分工协作体系。

    这么一整是彻底断了地主的根，能在土改中侥幸过关的“好地主”，都要面临不花钱就没法雇佣人来给他种地，不加入合作社的话就得不到化肥农药良种和灌溉，导致那亩产区区七八十斤粮食都不够工钱的惨淡地步。

    大量的农民和小市民随着强推工业化，变成领工资的工人。但这时代的人太穷了，他们把发到手的每一分钱，首先都要用来解决吃穿住等基本条件。即便是每个工厂机构都给他们准备了包括裤衩袜子手套在内的起码两套工装，学生上学没学费还有校服发，看病吃药都是良心价，可毕竟没法儿帮他们连房子都解决了。

    即便是施行土改最早的山东，许许多多的工厂矿山港口码头都建立了。绝大多数人依然远远谈不上有余钱。强力推行的纸币也都被他们存进银行。离着形成市场体系遥遥无期。

    杨浩不是没想办法推动消费。打着移风易俗的幌子。借助下乡宣传队之口，将“三转一响”作为结婚彩礼的样板。如此一来，家家户户朝着购买一套自行车、钢制机械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努力。

    可这四样东西再怎么打折，都得需要起码两百块才能置办的起来。以这年头平均五块钱（折合大洋）的月基本收入，双职工都得存两三年才够！

    而这已经是杨浩推行工业产品的底线了，再低那都没法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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