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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跑题了，跑题了。”国风改口说，“我知错就改，回到正题上来。”

    大家都坐了下来，像是正式会议的气氛。

    严部长：好了，我们开会了。根据市委领导的安排，今天同时开展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我们几个在这里研究和协商广场项目的投资合作与经营方案，拿出初步意见；二是，东方艺院原址开始基础施工；三是，项目用地规划范围内的拆迁工作正式启动。

    ……

    连续两天，潘红军都在一个居民小区里里外外的四处寻人。凡是他能够猜到的地方：居民楼、麻将馆、菜市场、理发店、澡堂、超市，他都寻遍了。然而，不论他走到哪里，总会感觉有人跟踪他。但他用尽了各种方法，却始终没有看见跟踪他的人。

    下午5点多钟，潘红军独自一个人来到相水区公安局大门外，他在门口犹豫着，彷徨徘徊着，焦躁不安着。看样子，他想进去，又不想进去，他把自己折磨得死去活来。

    在不远处，有一个行踪神秘的年轻男子，在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潘红军的举动。

    过了好一阵子，他看见潘红军走进了公安局大门，便马上打出了一个电话：报告老板，潘红军在公安局门口犹豫了很久，现在他进去了。嗯，明白。

    原来，王光辉听从了心理医生的建议，把自己接到敲诈电话的情况通报给了潘红军，让潘红军考虑解决方案。潘红军知道是谁打的敲诈电话，但已经找不到那个人了——他同样躲避着潘红军。眼看时间已经过去两天了，他再三犹豫，最终还是决定向警察报案并自首，以此为自己争取主动。因为他心里清楚，一旦事情到了公安机关，他将面临“主犯”、“主谋”的罪名指控。

    事实是：潘红军当初策划、指挥了这场“裸体视频事件”，意图迫使王光辉接受他提出的拆迁条件。但他始终没有胆量承担受法律制裁的风险，因此没有向王光辉挑明自己的诉求，也就没有使“敲诈”成为事实。后来，他通过任职复转军人联谊会理事长的亲戚出面，与王光辉多次协商，终于达成了解决方案。

    问题是，当初他雇了一个朋友为他做偷拍视频的“技术活”，承诺事成之后向他支付20万元报酬。没有料到，那个朋友不甘心，就背着潘红军，直接给王光辉打了敲诈电话。现在，也不知那人躲藏在什么地方，潘红军怎么也没找到他。眼看他给王光辉的三天时限已经过去二天了，潘红军担心一旦事发，公安机关终会破案，到那时，潘红军就无法推卸案件“主谋”的法律责任。因此，他最终选择了报案与自首，将来就能取得王光辉的谅解，减轻自己的罪责。

    另外，刚才在公安局大门附近观察潘红军行踪并用电话向“老板”报告情况的，则是王光辉派出的人。王光辉的预备方案是：日夜监视潘红军，一旦他与可疑的人接头联系，就当场捉人。

    ……

    严部长召集的会议还在继续。

    国风：我分析，广场项目的可行性，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的资源要素：一是市委市政府提供的项目构想与扶持政策，包括土地政策；二是向院长的东方艺术学院在社会上所形成的品牌影响力；三是王光辉王老板的资金实力和运营能力。这三者是有机统一的，互为条件，缺一不可。

    “对，这种分析是很清晰的。”严部长接着说，“那么，再分析这三者的利益关联性：市委市政府这一方的利益在于，项目成功所形成的政绩和项目持续经营所形成的税费收入。而向院长和王老板，你们双方是共同作为广场项目的投资经营主体，这就有责任上的主次之分，也有投资金额的多少之分。所以，关键是你们双方应该协商一下，怎么安排你们各自的责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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