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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五代史》记载：（李克用）及壮，为云中守捉使，事防御使支谟。与同列晨集廨舍，因戏升郡阁，踞谟之座，谟亦不敢诘。

    以上这段文字向我们形象的展示出少年李克用桀骜不驯的性格，不到二十岁就当上了云州市的副市长兼军分区司令。可他当官不像官，经常同他的部下、小伙伴们在一起嬉戏、打闹。

    有一天早晨，他们集聚在大同军府衙。李克用坐在防御使支谟的座位上，众小伙伴们分左右站立，只听得“啪！”的一声，李克用猛地拍响了惊堂木，升堂、点将、审案之类游戏开始了。这时候，门外已经围了许多人在观看。

    支谟来上班，在门口看到这一幕是目瞪口呆、连声苦笑。他想：我是该去劝阻呢？还是该去劝阻呢？想来想去还是不想冒这个险，内心很是纠结。而此时的李克用却旁若无人、照演不误。也许他在想：你支谟只不过是靠裙带关系当上官的，有什么资格当我的领导？你立过什么功？打过什么仗？这里是我可爱的故乡，我们在这里过家家、放松放松、娱乐娱乐有何不可？

    对此，支谟同志有话要说，但也只能是跟家里人说说而已。这是他的家族个个义愤填膺，见了沙陀人就翻白眼，骂他们不懂规矩、是蛮荒野种。这种不满情绪，从民国时期出土的支谟墓志铭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端倪：“于时沙陀恃带微功，常难姑息，逞其骄暴，肆毒北方。”

    短短几句话难听之极，且又不见一个实例。墓志中似这样的贬义词比比皆是。李国昌父子率沙陀兵平定庞勋之乱、居功至伟，而支谟的墓志却说沙陀人倚仗着微不足道的功劳，骄横暴虐，荼毒北方人民。这显而易见是污蔑不实之词，同时也足见支谟家族对李克用他们的成见之深。

    支谟在大同防御使的任上还不到半年，由于其继母去世。遂辞去官职。守墓三年后，在京城任右金吾卫大将军、知街事（正三品、相当于今天的武警总队司令）。后参与讨伐李克用，这是后话。

    上回书说到，由于李国昌坐镇在鹿延。回鹘、党项、吐谷浑这几股暴徒在那里占不到便宜，就转而又去骚扰天德（今内蒙古**市南和林格尔）。这三股势力中，回鹘人是老大。其实他们并不完全是为钱财而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发泄胸中的怨气。

    因为不久前回鹘新可汗继位，多次派人到长安求大唐天子册封。当懿宗李漼派使臣带着玉册、国信去之后。却找不着北。谁叫你回鹘遭到吐蕃的残余势力偷袭，兵败逃遁、不知所终，册封之事也就不了了之。可回鹘人并不知情，还以为当今皇帝不把他当国家干部，这才意气难平、屡屡犯境。

    当天德军的警报传到朝廷后，宰相路岩、韦保衡立刻就想到了一个人——李国昌。

    咸通十四年（873）七月十九日凌晨，懿宗李漼在咸宁殿驾崩。同日，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拥李漼第五子李儇即位，是为唐僖宗。在晚唐，立谁当皇帝是由手握禁兵的宦官说了算的。由于宦官图的是荣华富贵。对治理国家不感兴趣，又由于李儇只是个十二岁的小朋友，所以外廷的政府日常事务自然是由当时的宰相路岩和韦保衡说一不二了。

    田德军吃紧的警报送到了中央政府，中书令路岩不敢怠慢，匆匆来到驸马、门下侍郎韦保衡的府邸。向他陈述了自己的想法：“眼下能打又听话的人不容易找到，但在天德不远处就有一个现成的，这个人便是沙陀李国昌。他是接替段文楚的最佳人选，再给他灵盐二州，相信他一定会就范。至于段文楚嘛，他正好去补支谟去职之后留下的空缺。考虑到他是段秀实的后人。给它加个肥差，你看如何？”

    韦保衡听了，不禁拍案叫绝，说：“找李国昌算是找对人了。”

    两人一拍即合。代北地区的人事调动方案很快就出台并付诸实施：原天德防御使段文楚调往云州，任大同防御使兼代北水陆发运使。没有人知道，给段文楚的这个肥缺竟然是“一匹坑主子的的卢马”。原鹿延节度使李国昌调往天德任振武节度使，撤销鹿延镇建制，灵盐二州划归振武镇管辖。

    这是路岩和韦保衡两个人在朝廷最后一次发号施令，不可否认。这一安排本身是没有纰漏、无可厚非，也确实是高明的。达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一是为朝廷解了燃眉之急，二是既补了地方行政上的缺口、又照顾到了关系户，三是给了李国昌烫手的山芋、他还的说声谢谢啊。这就叫利益均沾，合作共赢，皆大欢喜。

    地盘是个好东西，好到天下藩镇没有不把它放在第一位的。李国昌也不例外，他在欢喜之余，总有一种哑巴吃黄连的感觉。自从当节度使之后，还不到一年就挪动了三个地方，天晓得我在天德又能呆多久？下一个去处又将是何方？联想到自己的老领导康承训的被贬，可以肯定，有关朝廷内奸佞乱政的传闻绝不是谣言。

    你问李国昌的消息为什么这么灵？皇帝不是赐给他一栋亲仁里的别墅吗？他的两个儿子已经落户为长安市民并在朝为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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