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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的民族政策被《旧唐书》誉为“以仁义和恩德结交所有人，以诚信和义气安抚少数民族（仁恩结庶类，信义抚戎夷）”。

    外族进犯被打败而归降的，或者是遥远的邦国仰慕而来归附的，李世民都按他们的意愿，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上为其封王，来作为大唐的屏障。

    有的被拜为大将军，授予兵权、得到重用；有的被封爵位在朝廷内做中郎将等高级武官；有求婚的，就把以公主或宗女许配给他们。愿意迁入内地的，有时多达四、五十万人。李世民都分别为他们划地安置。还给他们分配土地，派人教他们纺织、种地。开设学校教他们读书识字。

    各民族都想依赖父母一样依赖李世民。所以，他们由衷地认为李世民是他们共同的领袖和自己爱戴的可汗。而尊其为“天可汗！”数十年之后，与唐朝联系密切的各族人民都在潜移默化中，在中华文化的薰陶与洗礼中，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很多少数民族杰出人才都忠勇异常、将心比心，李世民的宽宏厚德也赢得了大多数少数民族人民的真心拥戴。他对少数民族将领能与汉族将领一视同仁，赢得了少数民族将领的尊敬。

    在李世民巩固边疆的战争中，少数民族将领和首领起了很大作用。例如，以智勇闻名的突厥名将、处罗可汗的儿子阿史那社尔，率领他的部众归附后。被封为禁军第三军军长（左骁卫大将军）。

    后来，他在平定高昌的战役中立功，李世民还亲赐其宝刀和丝织品，并封他为毕国公。铁勒部的契苾何力率部归附后，李世民封他为高级武官（左领军将军），之后他屡建战功。…

    一次随李世民出兵被敌军刺伤，李世民亲自为他敷药。当时，突厥的薛延陀部很强盛，契必何力的母亲、弟弟都去投奔薛延陀。部众也有准备去的。契苾何力见到这种情况十分惊恐，表示要忠于唐朝，不愿跟从他们去。

    他的部众就把他抓去见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契苾何力在真珠可汗面前，拔刀割去自己的左耳起誓说：“哪有唐朝的烈士受屈于你们的。但愿天地日月能知道我的忠心！”但是，唐朝误以为契苾何力投靠了薛延陀。

    大臣们都对李世民说：“契苾何力到了薛延陀，如鱼得水。”李世民说：“情况一定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契苾何力心如铁石，一定不会背叛我。”后来薛延陀的使者来到长安。讲了契苾何力的情况，李世民感动得落下泪来。

    忙派人去薛延陀。答应把第15女新兴公主嫁给真珠可汗，作为换回契苾何力为条件，他因此得以回到唐朝。可见契苾何力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有多高？真珠可汗的待遇也就一下子超过了松赞干布啊！

    李世民晚年，漠北地区各部又相继归附。回纥等部族给李世民上书说：“我们很崇敬您，很想来朝拜您，就是路途不好走。”于是，李世民迅速回应他们的申请，并指示臣下修筑了“参天可汗大道”。

    这条贯穿大漠南北的大道沿途设置驿站68处，备有马匹与食物供应往来使者。这是一条古代的高等级公路，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当然，一举“满足”了边疆少数民族“朝圣”的强烈愿望。

    虚荣心归虚荣心，总归这属于基础设施建设，一不小心倒为边疆人民做了件大好事。这条大道的修筑，方便少数民族首领向大唐皇帝汇报本地情况。使唐王朝中央集权更加稳固，同时方便了商旅往来，促进各民族相互交流，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李世民去世时，少数民族在朝做官的人士和来华进贡的各国使臣，闻讯无不捶胸痛哭。有的剪发、剌面；有的割耳、切腹，血流遍地；有的要求殉葬追随他直到黄泉。这些被封建史学家称之为“外夷”的人们，感怀李世民的恩情怀，已经达到了忘我忘身的地步。李世民的昭陵有好几座少数民族将领的陵墓，突厥的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死后都陪葬在这里。这种现象在以往是罕见的，也可以说是李世民民族政策的一个侧影。

    当时，在华的外国留学生已有数万人。各族、各国的首领，常常不畏路途遥远、一路艰辛，争相派遣使者进贡，每年正月来朝贺的各方使节往往会有好几千人。李世民曾在接见这些使者时，对自己的侍臣说：“汉武帝穷兵黩武30多年，使中原人民疲惫不堪，还所获无几。如今，我只是以仁政德行对他们加以安抚，即就是极其遥远偏僻地方的人，都成了大唐的子民。”

    纵观李世民在位期间，唐朝与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地缘关系。他比较成功地处理了与唐朝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利益攸关的多种双边乃至多边关系。例如与突厥、吐蕃、高昌及西域诸国，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国之间的关系。

    他的地缘战略思想正是在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不断走向成熟的。他的地缘战略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具有他个人的独有特色，两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贯穿于他的地缘战略思想的始终。…

    李世民像政治艺术大师般地，成功的处置了众多棘手的问题，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之后，他还要把这种高超的政治智慧应用到对他的权力格局的改革与调整当中去。

    “李世民”，这个名字起得好啊！“济世安民”，李渊在给二儿子起名字的时候，好像就赋予了他经邦治国、保境安民的神圣职责。**说过：“居安思危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

    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已经认识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杨广时代国家富强，都是因为骄奢淫逸而一朝覆灭。我怎么还能骄傲自满呢。”他还深刻地认识到。“历史上的末代亡国之君，所犯的罪恶都是类似的，大多都是由于奢侈腐化、横征暴敛。”所以他提出，“平定动乱要用武力，太平盛世一定要用文明的措施。

    李世民有这种认识，其实并不奇怪。这是由于他既善于从隋朝暴政速亡的惨痛事例中吸取教训，同时又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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