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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你们村的村长（里正）叫你去干活的时候，你可以很神气的告诉他老子交了“绢”，今年不用干活，村长虽说比你官大，也不能说啥，只能灰溜溜的走开，到下一家，如果还是这种情况，村长只能很无奈的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都学懒了。”

    实行以绢代役的制度，有的史学家说是统治者变相的对老百姓进行剥削，我不否认这样的观点，但是我们在持批判的观点看待问题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实行以绢代役，对于朝廷来说，没有事情的时候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有了事情，又可以让老百姓服劳役；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想服劳役就交绢，想服劳役就去干活。

    绢代役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一点毋庸置疑。这样一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有了保障，只要不遇见什么大的自然灾害（旱灾、水灾、蝗灾），一年忙到头，生活也还过的去，每天早上给自己打打气，努力干活，积极劳动，争取早日奔小康。

    相对比而言，当官的生活则是要比老百姓们强的多，无论在哪个时代，公务员都是首选的高待遇的工作，只要不遇上朱元璋那样的老板，公务员是没什么高风险的。

    在唐代，官员的待遇很高，承袭隋朝的制度，官吏都是2☆长2☆风2☆文2☆学，≠.≥x.n●et会授予土地的，而且无论是退休，还是死去，土地政府都不收回，可以做为永业田传给子孙。

    从一品大员往下直到九品芝麻官逐渐递减。当朝一品授田一百六十倾，到九品只有二顷。虽然官小地少，但是足以安身立命。光宗耀祖，所以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前仆后继，奋勇前进，走向了高考的独木桥（古代的科举）。

    在唐代开国之初，李渊为了表示对开国功臣的酬劳，赐予了一些功勋宿将们土地，称为“赐田”，例如李渊的铁哥们裴寂。被赐良田千顷。

    无论是赐田和授田都是官吏地主们的私有土地，是永远不收回的，但是要知道土地是有限的，而官吏却是一年比你年增长，到后来政府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大都成为了地主的私有土地，均田制也就是随之崩溃了。

    但是这都是后话，在建国之初，推行均田制的时候。李渊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这个制度能够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国家休养生息，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重新过着稳定安宁的生活，事实也似乎是如此。当然了，均田制真正的执行中的弊端也是不容忽略的。

    在我们今天有的省份。土地多人口少，每个人分的土地就多。例如东北；有的省份土地少，人口多。每个人分的土地非常的少，也许都不到黑龙江的一半，例如中原各省，东南沿海各省。在唐代，也发生了这种情况，虽然地理位置和现在是不相同，情况却是差不多，在唐代这两种省份都有他的专有名词，像浙江这样的省份叫“狭乡”，像黑龙江这样的省份叫“宽乡”。

    政府规定每丁授田一百亩，但是在“狭乡”，常常每丁授不满一百亩土地，而且连规定的一半土地都授不上，不是不想授，而是实在没有土地，于是政府鼓励“狭乡”的人口向“宽乡”转移，而且提出了相应的奖励政策，这就和清代的“闯关东”有点相似了。…

    当时规定，从自愿“狭乡”迁往“宽乡”的，去离居住地三百里以外，

    免除一年的赋税；去离居住地一千里以外，免除三年的赋税。这是“狭乡”的情况，那么“宽乡”的情况是不是能比“狭乡”更好呢?毕竟“宽乡”人口小，土地多，政府还规定，在“宽乡”的农户可以自己开垦土地，超过一百亩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向长官打个报告，地就归你种。

    在初期，“宽乡”的情况确实比“狭乡”要好的多，不止土地一百亩全部到账，而且任由自己开垦土地，由自己耕种，但是后期，随着均田制的发展，即使是在“宽乡”也发生了授田不足的情况。

    官员所分配的永业田也有不足额授田的，而且所缺的不是一亩两亩，缺少一半以上都是正常，这就可以理解了，公务员这个待遇高的群体都受到这样的待遇，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呢？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朝廷掌握的土地不是无限的，是有限的，早晚有发完的一天，不够了，怎么办？

    不发呗，于是无论是官员还是“狭乡”、“宽乡”的老百姓都遇到了授田不足的情况。据现有史料分析，当时还是有不少的土地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根本不在朝廷的控制之下，更无权支配其使用，李渊虽然采取了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但是始终无法从世家大族手中夺取土地。

    口分田是要收回的，禁止私自买卖，那样是犯法的，轻者要打屁股，重者要坐牢；永业田虽然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但是也不允许私自买卖，如果有特殊情况迁移到别的地方，也得经过一套非常严格的程序，才可以买卖，李渊实行这样禁止土地买卖的制度，主要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

    国家一年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国家控制土地的多少，如果土地都被世家大族或是官吏买走了，自己找谁收税去（世家大族往往都是当官的，当官的不纳税），在与他人争夺土地这方面李渊不想失败，为了保证每年有足额的税收，李渊也不能失败。

    在唐初，这些情况执行的还是很好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进步，均田制的发展，农户们的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买卖的程序变得不太复杂，惩罚也不严重，一遇见天灾**。农户们便变卖土地，借以渡过难关。于是土地兼并现象愈衍愈重。

    同时，租庸调制度并没有随着均田制的走向而调整。无论农户所分的土地足不足额，每年应缴的赋税都没有变，如果每年一百亩土地可以让老百姓过的很好，在“宽乡”分得五十亩土地，也可以勉强度日，可是在“狭乡”只分得二十亩土地，就连交赋税也不够，更别提怎么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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