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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污蔑者从来都不需要事实和真相，只须按着政治目的去刻意误导即可。而愚昧的百姓只知道人云亦云，又哪有思考和分辨的能力？不自觉地又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随着李唐王朝的大力宣扬，加之民间百姓的以讹传讹，这则荒诞不经、破绽百出的说法却流传甚广，迷惑了不知多少人。

    事实上，杨广杀高颎主要是因为政治斗争。高颎是废太子杨勇的岳父，在帝位争夺时，一直坚定地站在杨勇一边，在老皇帝面前说杨广的坏话，竭力反对改立杨广为太子。

    而且高颎在军中的势力盘根错节，严重威胁到了杨广的帝位和隋朝统治的稳定，任谁坐在皇位之上，怕是也不会容忍这样一个芒刺的长期存在。

    开皇十九年时，为了招待前来朝觐的突厥启民可汗，炀帝下令宇文恺制造可容三千人居住的帐蓬，宇文弼便对高颎说：“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指责炀帝奢侈无度，高颎深表赞同。

    结果二人讨论为人告发，于607年8月被杨广以“诽谤朝政罪”一同处死。杨广为人向来宽厚，对臣属比较宽容，少有如朱元璋般杀戮之举。他一直疑忌唐公李渊，好几次对其进行打压，有一次甚至还把他抓了起来。但杨广终究是心软，没有上位者常见的那种狠辣残酷、杀伐决断，既然找不到确凿证据，他就不忍心冤杀一位大臣。

    李渊看透了他的性情，一直谨小慎微，韬光养晦，杨广终于为其所惑，犯下大错，竟将河东十几郡重镇交给李渊管理，让他负责北御突厥，给了他聚兵坐大的机会。

    人们常说“用人不疑”，既怀疑对方忠诚却又委以重任，隋炀帝的这个安排无疑糊涂得很。究其根由，其实是其性格中的心软、宽厚、优柔寡断等因素所致。

    杨广被冠以“暴君”的又一个理由，就是传言中说他与薛道衡“和诗”时，薛道衡作的诗超过了他，杨广就心生不快，找了一个借口将他诛杀。

    人们据此指责他心胸狭窄，对大臣任意杀戮，不是宽容之君，但这种说法其实是李世民派人散步的谎言。据《隋书》－《薛道衡传》记载：隋炀帝继位后，薛道衡曾上《高祖文皇帝颂》，杨广看后很不高兴，他对苏威说：“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

    鱼藻为《诗经》的《小雅》篇名，其中有“言万物失其性”、“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之蕴意。说白了，隋炀帝之所以不快，是因为薛道衡在对隋文帝的颂词中蕴涵讽刺意味，用竭力赞美隋文帝的办法来贬低隋炀帝。

    不久之后，朝廷商讨新的律令，议论多时也无法决定，薛道衡便嘲讽道：“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

    杨广因为高颎是杨勇一党，一贯和自己作对，且手握兵权，威胁到了自己的皇位，才以诽谤皇帝为借口杀之，但处罚其实过重，所以一直是隋炀帝的心病。

    于是他听了薛道衡的话，就认为薛道衡是高颎余党，是在为其被杀鸣不平，含沙射影讥刺自己的治政，这才令其自尽，这与写诗、嫉贤妒能是没有关系地。

    李世民对将杨广丑化成残暴之君不遗余力，而他自己却信方士之言，仅仅因为大将张亮的名字合了谶纬，就将其处死，并籍没其家。

    隋炀帝听说“十八子”的谣传后，也只是猜忌李渊，并没有无罪妄杀他。

    而李世民听到“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民间谣传后，竟欲尽诛天下姓武之人，可见其心性之残狠。从中我们还可以感觉到，在李世民篡位之初，因得位不正，而总觉得统治不稳，心中相当忧惧不安。

    李君羡功劳卓著，就因为是武安人、官居左武卫将军、镇守玄武门、封爵武连郡公，有几处与“武”字相关，且小名“五娘子”，又跟“女”字沾边，李世民就找了一个拙劣的借口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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