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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些谄媚之词更迎合了隋炀帝最后几年逃避问题，掩耳盗铃的心态，哄得炀帝更加不思振作。

    隋亡唐兴，李世民最终摘了桃子，登上帝位，此人同样很注重邀买人心，更把收买笼络儒生当做重中之重，于是他做的坏事儒生从来不提，对他唯有一味大夸特夸。

    而对曾经有恩于儒家的前朝皇帝杨广，则奉新主子之意，翻过脸来百般诋毁，于是隋炀帝被全面否定和丑化，这个扭曲的形象源于唐而盛行于后世。自古文人无骨，可以像豢养倡优般养上一群，也可以用焚书坑儒来对付那些不肯被收买的，最终大部分人都会妥协。

    少数的硬骨头则扣上一个辱骂老母、私通父妾的罪名，让他们遗臭万年地死去。

    而只要狠狠收拾了那几个屈指可数的硬骨头，剩下的人最多也就是敢借古讽今地说几句怪话，只要官吏一瞪眼，他们就会吓得立刻把书拿回去删删改改，打算装作从来没有写过。

    而在少数硬骨头被解决掉后，大批豢养的软骨头文人便会称赞上位者的功绩，就算倒行逆施明明害死了数以百万计的百姓，他们也会竭力辩护，说这是国富民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十六、帝国的覆灭与很多人既有的认知不同，杨坚死前看似留下了一片大好局面，实则是一锅快滚的水，壶盖马上就要被积聚的热气崩飞。遇上杨广接手的这种烂摊子后，如果像大部分皇帝般混吃等死，把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放在深宫之内，在女人肚皮上度日，多半还能挺过任期，大隋也估计还能再混个几代。

    可如果想做点实事儿，就很容易提前激化矛盾，让门阀这个大隐患爆发而出，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可叹杨广不是那种混日子的庸碌君主，可惜他这个雄心勃勃的帝王虽然堪称有为，但才具终究有限，尚不足以在隐患重重下驾驭纷乱局面，毫不出错地做成大事。

    其实大隋亡国真正的核心原因只就三个，一是人口过盛，二是门阀制度，二是三征高句丽。前两者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征辽是杨广自己的主意。至于后世喋喋不休的什么兴造宫室，奢侈浪费，修建大运河等事其实扰民并不大，不是导致亡国的关键因素。

    杨广在最后一两年心灰意冷，不理朝政，也是因为大厦将倾，无力回天，那时他即使积极去面对，也已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人口多了，人均耕地不足，本就会出乱子。

    而门阀制度对百姓盘剥过重，还加剧了土地兼并和财富两级分化，又不给平民中的精英出头之路，社会矛盾自然激化。

    而门阀自身的各怀私心又造成统治集团力量分散，不能拧成一股绳去镇压民变，维护帝国的统治，最终统治高层的李阀甚至借义军为踏脚石，取隋而代之。

    三次征辽就是在这样隐患重重的背景下发生，每次强行征发百万军队，数百万民夫，负担巨大，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战略，不如后来李唐以精兵袭扰拖垮高句丽高明。

    而三次大规模征发，也暴露了杨广不恤百姓的性情。其实那些体恤百姓的君主也谈不上什么爱民如子，只不过是因为担心逼反百姓而不得不有所收敛罢了。所以隋炀帝的问题不是不恤百姓，而是高估了百姓的忍受能力，又低估了他们的反抗能力。

    其实光是不恤百姓也未必会出事儿，大规模征发也无妨。汉武帝也同样不恤百姓，劳民伤财，让天下“户口减半”，照样还不是被誉为千古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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