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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小舅子就不知道，因为我始终跟在小舅子的屁股后头。

    陶哥从屋里走出来，到了严律己跟前，吭吭吃吃地问，“严书记，您是，否在，案发现场？”

    “在，我在。”严律很坚定。

    陶哥又转向小舅子，苦笑着，说，“严书记就不用了吧？”

    “用，我说过所有的人。”小舅子说的也非常坚定。

    严律己这时慢条斯理地问陶哥，“你们这玩意，两天前，按上去的纹印能不能看见？”

    “能，”陶哥说，“但不如今天的清晰。”

    “啊，那样，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上边还应该有我和我爱人的纹印，大概也应该是两天前的，因为两天前是我把那盆花搬到阳台水泥栅栏上的，我爱人嫌我放的不好，她还给正了正。”

    “噢，那能分辨出来，你放心吧，姐夫。”小舅子开始安慰起严律己来了。

    “啊，那行，别引起了误会，喏，这是我的身份证。”严律己从他皮夹子里掏出自己的身份证，递给了陶哥。

    陶哥恭敬地把身份证用双手接了过去，在他的一个黑皮本子上，把严律己的身份证号记下了。

    记完，小舅子对严律己说，“律己，带我去医院吧，看一眼我姐，连着找那个姓陈的。”

    “好吧。”严律己说着，带头走了出去。

    小舅子、陶哥跟着走出去。我这回没跟着他们走，我心里有点儿打鼓，看严律己那样，都有点毛了，说明真能从花盆上取下我的指纹呀！

    要能的话，可坏了，我端起花盆往下砸，那十个指纹一个也不能少，全得留在花盆上！花盆上真能留下指纹吗？能呀，那是瓷的，溜光的，不象玻璃似的吗？

    可是，那花盆砸在那女人背上了，她身上的衣服一蹭，不就蹭没了吗？还能象油漆似的，贴上吗？再说，咱看电影、电视，不管是中国的警察还是外国的警察，都是一喝呼二吓唬，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他就说是那么回事，吓得你只能冲他道上来，竹筒子倒豆子，都说出来了。凭我和陶哥的关系，我问他个实情，到底是不真能从花盆上抠出指纹来，他能告诉我吧？

    我一看表，他们走，不过十分钟，现在都不一定到医院，和小舅子在一个车里，陶哥敢说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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