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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视？真是有趣。轻视。”秦朗将那个词重复了一次，似乎觉得它非常有趣。

    章炳麟过于自信了。当然，这是他的局限，眼界还不够开阔。也不了解历史——理所当然的事，对他来说，那些故事其实是未来——还不清楚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家是一件多么艰巨的工作；而且，如果有人想要把国家变成独立自主的强大国家，它还会变得更加艰巨。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两次：第一次是苏联，它成功的利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但即使如此，这个国家依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最终得到的也只是一个有缺陷的工业体系；第二次则是中国。凭借苏联的援助，在最短时间内拥有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然而最后仍然需要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

    而且这两个例子都不可能重复——至少不可能由章炳麟和他的同志重复。这些人全都不具备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同志和新中国的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能力和手腕，不能做到他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并且现在。既没有蔓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可以利用，也没有一个类似苏联那样的国家，以及一个尼基塔.赫鲁晓夫那样的、愿意帮助另一个国家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元首——尽管这个举动的初衷仍然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

    所以，章炳麟和他的同志们只能回到他已经为他们选择的那条道路上。虽然美国永远也不可能出现一个赫鲁晓夫，但资本家们却会因为逐渐升高的劳动成本，将产业转移到人力资源低廉的中国。

    这是唯一的机会。别无选择。中国已经错失通过掠夺其他国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并且进行工业革命的全部时机，而新的机会还需要再过半个世纪才会到来，而且需要付出的代价更加沉重。

    对于现在的革命者来说，除非他们愿意放弃，将工作交给下一代革命者，他们就必须承担一些他们不愿意承担的责任。

    “只要你们还希望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强大国家，就必须接受我的计划。”秦朗的语气不容置疑。“它是你们仅有的一个机会。”

    “只是机会？”

    “只是机会。甚至有可能，它的失败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成功的可能性——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忘记他们的职责，或者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决策。”

    “但我们怎么积蓄力量，怎么摆脱美国？”章炳麟还在提出问题。

    “那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你的工作。完成国家的工业化需要漫长的时间，因此你的问题只属于未来的中国政治领袖。你能够做的，只是选择并且培养你认为合适的继任者，将你的事业继续下去。而我，以及我的继任者，则要竭尽全力将局势控制在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范围之内。”

    秦朗毫不客气的向他的合作人强调了那个未来，再一次尝试结束他们的谈话。但对于章炳麟来说，直到现在，他也只是摆脱了以前的一些不合实际的思维，还希望秦朗能够给他指出更多他应该具备的新思维。

    谈话还不能结束。

    不过，想要让谈话继续进行同样不那么容易，即使已经考虑了几分钟，他能够想到的依旧是一个极其幼稚的问题。“即使我可以培养继任者，但凭借你过去安插的力量，你仍然掌握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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