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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绝大多数厌恶集中在易水身上。尽管他是美国军官，但在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国籍”的满清大臣眼里他仅仅只是假洋鬼子而非真洋鬼子，在皇帝面前痛斥他不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障碍。

    “助纣为虐的汉奸二鬼子”，他们如此称呼他。当然，易水从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有这样一个称号，当然他现在还完全不知道，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然而这仅仅只是全部问题中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严重的那部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帝党”成员、监察御使杨深秀的奏章。被许多大臣认为是无稽之谈的《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如果一个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僚还不能看出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也就没有资格继续留在现在的受人羡慕的位置上了。

    监察御使大人要求皇帝陛下变法维新！

    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如果使用一种西方式的语调发表评论，杨深秀的奏章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在《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之后，越来越多类似的奏章送到了光绪皇帝的桌上，就好像官员们在这一刻都想通了，发现国家已到了必须变法的最后时刻；接着，曾经发起“公车上书”、组建了强学会的康有为又成立了一个新组织。“保国会”，开始不断上书皇帝和朝廷，支持杨深秀和诸位主张变法的大人，要求皇帝立即下旨维新……

    如果他们想把某些人气得中风，显然，他们几乎做到了这一点。

    变法！维新！这简直就是发了疯了！极端保守的那些大臣当然被这种荒谬的、毫无道理的建议气得浑身哆嗦，少数已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的官员也表示绝不赞同——但是，也有人支持杨深秀和康有为的主张，毕竟倾向变法的大臣并不是少数，而且更重要的是，决心振兴国家而且刚受了一点刺激的皇帝喜欢它——事实上，如果没有保守派大臣全力阻止，在广州的事情发生后皇帝就已经召见康有为和梁启超了。

    但是现在，保守派的大臣们知道自己已不能再阻止这种事情，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必须支持它：既然皇帝已表明态度，对于那些既保守但又属于“帝党”的大臣来说，他们就不得不在痛苦之中做出一个选择，继续坚定不移的支持皇帝，或者违背自己的政治意愿站在皇帝的对立面，成为“帝党”的叛徒。

    当然，虽然痛苦，但他们知道应该怎么选择。

    绝大多数大臣的最终选择是支持皇帝；爱惜自己名声的大臣们当然不希望自己得到一个“叛徒”的称号，而且现在看起来支持皇帝也没有太多危险性。然而他们的选择严重削弱了反对变法的力量——只有极端保守而且属于“后党”的大臣进行了措词强烈的反对，但他们的声音与主张变法的声音以及支持皇帝的声音比起来实在太微弱了，太容易被人忽略，所以什么也不能改变。

    北京的局势在变得越来越混乱，一旦人们发现反对变法的声音竟然是如此微弱，向皇帝和朝廷上书要求变法维新就逐渐演变为一种潮流、一种谋求晋升的手段，除了官员和保国会成员，更多的人加入上书的行列。在如此多声音的竭力鼓噪下，大清帝国的年轻皇帝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坚决，他就要采取实际行动了。

    除非事情突然出现转机，比如待在颐和园暗中监视政局的皇太后陛下返回紫禁城，剥夺皇帝的所有权力并把他软禁起来，同时在换一位新皇帝——而且确实有人很迫切的希望慈禧这样做——否则不用多久，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皇帝就会颁布圣旨，宣布开始一次大规模变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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