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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看法？”

    杨儒把一张平板的、一点表情也没有的脸转向邓肯，但很快又重新看向秦朗。

    “我想知道，既然贵公司是以商业机构的身份派遣军事顾问，”翻译显然已经知道杨儒要说什么，因此他开始发言——并进行了一些修改。“那么他们到底属于谁管辖，我国政府还是贵公司？”

    “由我们。”秦朗回答，“合同里已经明确写出，原则上。我们派遣的军事顾问会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指挥，但如果中国政府要求他们参与合同规定以外的活动，就必须首先取得公司同意。”

    “朝廷绝不会接受这种条款。”杨儒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了，眉毛皱起来，同时也不再把要说的话首先告诉翻译而是直接说：“既然是朝廷聘请的军事顾问，他们就必须完全接受朝廷指挥，不能再接受你们的命令。”

    “但他们仍然是本公司的雇员。”在秦朗开口前，奥康纳抢先进行了一个强调。

    “那也不行。”杨儒的态度很坚决，以至于让邓肯和奥康纳都感到迷惑——如果像秦朗说的那样，杨儒承担不起把事情搞砸了的责任。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他又怎么会表现得如此坚决呢？

    难道他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某种明确指示？他们猜测着，但实际上，杨儒得到的指示很简单。北京只是要求他聘请一些顾问并尽快将北洋新军需要的武器买到手，至于其他那些具体的细节问题，显然只能由他自己处理。

    所以这就意味着他必须为自己做的事情负全部责任。当然杨儒并不介意负责，但现在的情况却让他开始担心了。

    价钱不是问题——虽然七十万两是个很高的数字，但它根本不值一提；军事顾问应该由谁领导，这同样不是问题——反正北京的诸位大人们不会关心也不想关心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真正使杨儒感到不放心的其实是秦朗……更确切的说。是他的身份。

    秦朗是一个汉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的祖籍在重庆。然后他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中国，而且也没有亲属还在中国，虽然这可能只是一种掩饰，但也可能是真的。如此一来，他的父母或者祖辈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中国，以及因为什么离开中国，那就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杨儒不得不担心秦朗与清政府认为的那些叛逆的关系：也许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也许他与他们有密切的交往，也许他同情他们……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同时也不可能通过这次会谈查证什么，但他仍然要小心戒备。

    去年发生在广州的那场未遂暴动和逃跑的几名叛逆头目时刻提醒着杨儒，为了大清朝的安危，他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他绝不能让秦朗的阴谋得逞，如果他真有什么阴谋的话。

    杨儒满脑子都是这些问题，结果在短暂的发言后就陷入了沉默，当然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否则秦朗一定会大声笑出来——当然，他同样在寻找着一个答案，如何绕开眼前这位公使先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顽固。

    其实这种顽固经常能被绕过，通过影响其他某种东西，而非有关的这一个，但他需要一个能够迅速见效的方法。

    秦朗仔细考虑着，同时聆听着邓肯与白斯文的激烈争论——浅薄的、只与价格有关的争论，而杨儒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则被他们自然的忽略了。不过这也十分正常，他们都不是真正负责的人，只能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而不能涉及关键。

    然后他稍稍转动眼睛，把目光投向奥康纳和哈林顿中校，在这场争论中他们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不过，秦朗想，他们很快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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