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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万、哪怕是美元，在三十年后的绣城也许连个区长都见不到。

    但是如果换成1984年，别说是绣城市长了，就是魔都市长说不定都可以谈笑风生一番。

    所以，王以纯对胡文海和胡解放爷俩的姗姗来迟，至少在脸面上是一点异色也没有。

    这不奇怪，虽然他抛出来的貌似只是个换汇的协议，按照官方牌价将胡文海手里那三百万美元换到市府手里而已。但是别忘了，在此时中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也就是不看市场供需关系，我外汇管理机构说怎么换就怎么换。

    这种体制，无疑保证了国家对外汇的管控力度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但相应的，却制造出了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那就是市场需求的脱节。

    出口物资获得的美元，在外汇管理体制下必须如数汇回国内。各地的进出口公司和各种产品的专营进出口公司，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的实行。任何出口物资但是不将外汇汇回国内的行为，都是名为“逃汇”的非法、甚至犯罪行为！

    国家手里有用固定汇率换来的外汇，却不可能再按照官牌价兑换出去。不然以当时人民币的实际币值，一夕之间恐怕就能被人扫光外汇储备。

    所以，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能够用官方固定汇率在外汇管理机构换取外汇，是极其稀罕的事情。

    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却是与日俱增。这就促使了外汇黑市的存在，各地人行外面的某条胡同里，也许就有人在宛若十几年后的光盘小贩一样，拉住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问上一句：“同志，有外汇吗？”

    虽然国家对外汇的管理是如此严格，但财富和利润的魔力是无穷的。既然汇率和实际购买力之间，拥有极大的、数以倍计的价差，当然就会有人将目光投向这里。

    在八十年代，进出口公司是出了名不差钱的好单位，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进口的权力。手拿其他企业出口换回来的美元，一部分上交国家，然后剩下的则进口外国商品。

    比如说某纺织厂从进出口公司委托出口了一百美元的商品，进出口公司支付给纺织厂官牌价兑换的人民币。然后这一百美元一部分送到国库里做外汇储备，剩下的美元则换成诸如汽车、电子产品、奢侈品之类的进口商品，送到社会上转手就是十几几十倍的利润。

    不用远了，就是在1984年，琼海省便正在以其特区能够绕开计划进口的优势，发动全省疯魔一般的进口了十万辆以上的汽车，动用全国各地地方存留外汇5.7亿美元。以一个省委书记的代价，在这场炒卖外汇的盛宴狂欢中，完成了海南省改革开放的原始积累。

    不用说，王以纯当然打的也是这个主意。绣城没有海南的特区优势，他王以纯也没有雷宇不要乌纱帽的觉悟，但打打擦边球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此时的中国，哪里有出口技术换汇的机会，从来都是出口原材料、农产品、手工或者轻工业品之类实物换汇。

    1984年的中国，别忘了连专利法都还没有实施。那么中国公民转让外国专利产权，所得到的外汇究竟应该怎么处理？这里面可操作的余地，还是很大的。

    如果三百万美元能够落入绣城市府的口袋里，换成各种进口商品到国内，倒手说不定就能变成三千万人民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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