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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兄，我在那儿做什么?不过，就算有事可做，我也从没到过那里。你可以发誓你见过我吗?”

    ”我想我可以，”他答道，”没错，我发誓。”

    现在他的态度变得明确，像我一样。他的回答迅速，而且措辞恰当。

    --他和红灯标志关系匪浅吗?

    --没错，也就是说，他有很多责任要承担，他必须精确而警觉，而实际作业上的体力劳动他也不输给任何人。

    变换号志、调整灯光、不时转动这只铁把手，全都是他负责的工作。

    --至于那些在我看来似乎漫长无止境的寂寞时光呢?

    --他只说这些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他早已习惯这种生活了。

    他在这里自学了一种语言--如果会看就算懂，会有粗陋拼发音就能称之为”学会”的话。他也学了分数和小数，甚至还尝试念了点代数，但是他从小到大总是拿数字没辙。

    --他在值勤时是不是得一直待在空气潮湿的通道里，还有站在那两堵高耸石墙间是不是永远不见天日?

    --当然，这得视时间与状况而定。

    白天和晚上的某些时段，铁道上的火车有时会比较少，天气好的时候，他确实会选择待在比这块阴暗低洼处稍高一点的地方。但由于电铃随时可能呼叫他，以及提着神经等着听它响起的双重焦虑，站到高处去显然没我想象的那么放松。

    他带我进他的工作亭，里面有座火炉、一张书桌(上面摆了一本他必须做某些记录的公务薄)，以及一组有拨号盘、铅字板、指针的电报设备，还有他刚才提到的小电铃。

    我相信他会自我辩解，说自己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或许接受过比职务所需更高的教育(我希望我这样说不会太冒犯)。还说团体中不乏像他这样的人，他听说在济贫院、警察局，甚至在日子最难熬的军队都是如此。

    他说他知道，一个杰出的铁路员工多多少少是这样的人。

    他年轻时候也曾学过自然哲学，上过好几堂课(让我坐得这么挤迫，他怎能期待我会相信他所说的，他甚至因没位置坐而还得站着哩!)，不过后来不学好，浪费了大好机会，堕落之后从此一蹶不振。

    他对这点倒是没有抱怨。

    他铺好自己的床就躺了下来。

    现在要再铺另一张床，时间已经太晚。

    我把他平心静气说的话全都浓缩在此，包括他那把我和炉火隔开的阴沉忧郁的凝视。

    偶尔他会突然冒出一句”先生”，特别是当他提到年少岁月的过往时--好像在要求我了解，他要说的是我认为他是怎样的人，他就是怎样的人。

    小电铃的响声好几次打断他的话，要他先抄录讯息，然后发送回答。

    有一次他还得站到门外，在火车通过时挥舞一下旗子，和驾驶员说了些话。

    我观察到，他在执行工作时，确实非常谨慎，常常突然停下话匣子，不发一语地做完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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