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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见文中开始一一剖析。

    “‘今介甫从政始期年……’此句所立论者，如何得之？可有调查？……”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吾未以为也……”

    “夫侵官，乱政也。贷息钱，鄙事也……如插标卖首，徒给王相公反击，不怪乎《答司马谏议书》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数大段，此处之荒谬，以至尽矣……”

    ……

    说得多，错得多。

    王安石一篇《答司马谏议书》不满四百字，尚且能挑出错漏。而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便有三千九百多字。

    再加上时代的局限，古代的文人做学问，写立论，并不像现代，尤其后世中国讲究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讲究严密的论证和逻辑，以及科学的实验验证……种种手段，使每一个论点都能够数据化。

    就像司马光第一个论点。

    ‘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

    这话大概意思就是你王安石变法才一年，所有的士大夫，朝廷人士，四面八方的来人，都在讲你变法不对，就算民间贩夫走  卒，小吏，老百姓也全部私下怨言，都认为是你王安石的错。

    这话放在现代，被严谨的人看到，不怦击得体无完肤才怪。

    现代即便是什么不懂的人也知道要想得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结论，都必须搞民调，而后才能拿出真实的数据，调查了多少人，都是什么职业。身份，财富，民族……调查的方法，其中百分之几的人持何种看法，百分之几的人又恃何种看法……一系列详实的数据。

    可是这话放在这时代，谁都不会认为司马光这样说有什么不对……但是越是研究《工具论》透彻。理解深入的就越觉得这是不对的。

    偏偏司马光一封信中这样‘信口开河’，随意下定论的话比比皆是，如果说有什么辅证，无非就是孔子说，小人喻于利，孔老先生很瞧不起这种人，有人种庄稼，孔子都鄙视，你王安石居然讲商贾之利。这是很不对的……然后老子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你那样做也是不对的，孟子又如何说‘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你王安石这里又违背了。

    《与王介甫书》这样的文风，这样的自下定论，以圣贤口吻教训人放在文言文中，放在当时时代，在文学中无疑是光芒四射。

    可是拿到现代。

    一篇真正的非文学性质的论文。要及格至少也要达到**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样模样。

    而这篇文章显然作者是拼了命不理会司马光权威的名声，只要找得到漏洞便是一通死批。狠批……

    放在现代可能众人看了后会点头。

    毕竟是事实。

    可是这个时代，照你这么批……你找出一篇合格的来试试？

    司马光越看呼吸便越粗重，脑袋里一片嗡嗡然。

    他司马光这一篇《与王介甫书》在十多年前熙宁年间写时也许还不算什么，可是随着时间流逝，变法的好坏对错越来越明显，里面很多劝告王安石的。越来越证明都是正确的，是至理名言。

    可是在这篇文章中——

    “竖子，根本不可能！”

    “完全胡说八道，倘若照这样写，那成什么样子啦。自古圣贤写文章都是那样写的，我司马光这样写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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