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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还要多仰仗李侍郎，寒舍已经备好演戏，还请李侍郎赏光。”

    葛族族长非常客气的邀请道。

    既然族人如此客气的邀请，李安也就不客气了，顺便也能品尝一下当地的美味佳肴。

    部分葛族族人仍旧在忙着挖铜矿，而更多的葛族族人，陪着李安一起返回主城，他们要先以礼相待，然后，才好让要求李安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对于这些葛族人来说，李安就是大救星，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救星，让他们不得不重视的大救星。

    在回去的路人，葛族族长问了好多有关冶炼铜矿的事情，而李安也认真的解答了，只要是能说的，可以让葛族族长听懂的，李安基本上全都说了，并没有丝毫的藏私。

    对于铜矿和冶炼铜矿，李安知道的很多，铜这种金属，在殷商时代就已经有历史记载了，在春秋战国时代，更是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隋唐之后，炼铜的技术就更加先进了。

    不过，即便如此，也不会所有地区都有冶铜技术的，这种技术仍然没有被百姓广泛掌握，就比如西部羁縻区这里的老百姓，就没有掌握冶铜的技术，还需要李安教他们才可以。

    在古代，冶铜术是一种制陶技术，冶炼铜与制作陶器，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被人认为是一个类型，据说最早的冶铜术兴起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古代文献有不少关于禹铸九鼎的传说，从后世考古发掘看，夏代已能熔铸青铜，居住在中原一带的昆吾族，就是以制陶、铸铜著称的一个部落，把铸铜和制陶联系在一起，表明冶铜术确是在制陶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

    据说先秦时代的冶金铜的冶炼、加工和铜工具的使用，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转折点，组成华夏族的炎黄、东夷和苗蛮等族都有关于冶金的远古传说，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华夏的冶金技术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创造，而不是从西方、北方传入的。

    后世出土五千年前的青铜刀，是后世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件青铜器，为单范铸成，这件青铜刀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青铜器的出现对于社会进步意义重大，常常被认为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然而，青铜器在华夏发展的进程比较迟缓，各种资料证实，直到龙山时代，人们才逐渐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

    龙山时代的青铜器并未如玉礼器那样成为划时代的标志**物，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很有限，直到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文化时期，中国历史才真正进入到了青铜时代，后世中原等处出上铜容器残片和铜镞，表明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中原各地出土的早商青铜器有铜镞、铜凿、铜铃等小件工具与器物，并且有铜爵数件，说明当时青铜冶铸技术已具一定水平。

    商代中期，青铜铸造技术进一步发展，中原一带的考古表明，当时已有爵、斝、鼎、盉等成组礼器，铸铜技术臻于鼎盛，瑰丽壮伟的司母戊大鼎是典型代表。它重达八百多公斤，是上古最重的青铜铸件，投入铜料上千公斤，能够成功地熔铸这样的大型器物，说明殷代手工业生产具有较大规模，从后世出土和传世的殷商青铜器数以万计，主要是礼、乐、兵、车四大类。

    这些精巧的青铜制品，具有根高的历史的、学术的、艺术的价值，在后世享有盛誉，古希腊多用失蜡法制作艺术铸，经过认真细致的考察，在现已鉴定的商和西周铜器中，并未发现使用失蜡法的确证，有些商周青铜器之所以能获得复杂的形状，关键在使用了分铸法，或先铸器身再在器上合范铸出附件，或先铸好附件，再镶嵌在陶范内与器身一起铸作成器，工艺构思十分巧妙。

    冶铜业是商代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在这个基础上，西周青铜铸造又有所发展，王室、各诸侯国以至贵族都拥有铸造作坊，后世出土铜器的地点比商代更加广泛，全国各处均有发现，数量上也远超过前代，西周前期铜器形制多直接继承殷商风格，其后有较明显的改变，花纹趋于简易、流畅，器壁渐成轻巧，具有质朴、实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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