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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戈文似乎有点不一样。不同于复旦大学演讲台上其他演讲者的诚恳和曲高和寡，戈文似乎并没有一点点身为演讲者应该有的庄严和循循教诲的模样。他就那么平静的闲聊着一件看似很粗鄙的事情，就像是平时在宿舍里面和几个光着膀子的室友一起侃大山一样，自然而闲适。

    渐渐的，那些低声的说笑消失了，所有人都很新奇的注意听着大厅音响里传出来的戈文的话语。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戈文终于将话题带入了正题：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这只猪是知青们喂养的，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

    ……

    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

    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人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我对它则不只是喜欢，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一头猪，所以我尊敬它，还把它叫做“猪兄”。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

    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那里的知青们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而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

    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知青们却硬说听不出来。

    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猪兄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一开始我并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

    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

    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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