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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6月，此时的广州已经进入了夏天，烈日炎炎，烤的人心里发慌。街上依旧乱哄哄的，到处都有戴着红卫兵袖标的红卫兵小将们的影子。街上散发宣传小报的人少了，但是大字报还是随处可见。

    车站、广场、码头、商场、医院、学校，凡是你能看得见墙的地方，都做了装饰，统一的刷着白字，上面写着各种标语，各种口号，还有的写着一些实时事件……除了这些文字，还有一道景观就是到处都架着高音喇叭。

    广州，一穷二白的大地，经过十几年的建设，面貌焕然一新。人民北路笔直的大街上行驶着统一类型的公交汽车，这时候的轿车几乎还是寥寥无几。道路的两旁整齐的栽着两行小树，都只有胳膊粗细。广州火车站，除了北京火车站外，是全国最大最现代化的火车站。

    街市的繁华却无法掩盖过去两年里发生的那些事儿。抓了很多人，也死了很多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是一个叫东风的小伙子和一个叫红棋的老头儿因立场的不同而打了几架而已。却把整个儿广州的市民吓得人心惶惶。

    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一个像章，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小本本儿。说话之前要先背上一段，记不住没关系，可以看，但是不许背错咯。要是被带着红袖标的听见，那事情就可大可小了。你只背一句也成。像章和红宝书都不能丢了，这是你的阶级立场！

    张芷若，就是那年炸毁日军粮船的女人到了香港所生，全国解放后随母亲回到了广州。她今年23岁，参加了工作，因为成分的问题，没资格带上红袖标，因为她被算成了有产者。

    张鼎丞现任妻子的大儿子张泰山今年18岁，正好赶上“老三届”的高中生，没有机会上大学，就被分到了广州来当海军。张芷若虽然比他大了5岁，却要喊他小叔叔。

    张泰山出生在北京，直到来了广州才见到这个比自己大几岁的侄女儿。虽然只差了几岁，但是一个出生在旧中国，一个出生在新中国，这让小小的张泰山生出一丝的优越感，总是喜欢那这个跟大侄女儿开玩笑。

    而大姑虽然得到组织上的评语是：“政治立场坚定，工作能力突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是当年的地下党，被降级录用。这是上面给的“十六字”方针，所有地下党统一是这个待遇。后来又有了“后十六字”方针，更是多了一些审查，对于要求进步的想法几乎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

    曾生也回到了广州，比张泰山的姑姑要早很多。日本一投降他就回来了。他回来没过多久，蒋*介石撕毁了和平协议，国内战争爆发，他的工作又转入了地下。

    而那时的党地下小组也分别成立了广州市工委（书记陈能兴）和广州市委（书记黄松坚）。“东纵”等部则选派了一批以曾生为代表的参加过抗日战斗的学生回广州各院校复学，先后成立了中大总支、文理学院支部等党团组织。

    1967年5月，某些人提出“要调查广东的地下党的问题”，说什么“广东的党的组织问题很多，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弄不清楚。”曾生等人的噩梦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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