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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资合作的的法子都不灵，就开始琢磨民营的路子，似乎只要不涉及到国家安全和重要战略产业的国有企业都可以改制和改造。一时间，最忙碌的无过于国资委和发改委了，一张批文就可以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两条路都走不通了，就想到了法人治理的路子，似乎内部人更容易控制和使用，也更好管理一些，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混乱，而且是挖了一个更大的坑。”李政说着，“因为谁也拿不出购买曙光厂的钱，因此清河国资委牵头，建立相对稳妥的股份制改造。国家占有较大的比例，企业管理层持有相应的比例，代行国家管理和经营企业。当初的初衷是好的，国家履行出资人的角色，企业管理人员作为法人和持股人参与企业实际管理和经营，改造成股份合作制企业，但在操作过程中，国家并没有真正履行出资人的管理职能，结果几个亿的企业评估之后以几千万的出资交给了企业法人，不说厂房设备产品这些有形资产，就是企业品牌、技术、销售网络和人才储备，这些无形资产都是企业几十年慢慢建立的，也不是几千万的价值啊！改制以后，企业资金困难政府得帮忙协调贷款，经营困难的协调减免税收，因为他手里有几千名工人，满足不了他的条件，就放假，就裁员，政府最怕的就是这个。这还是好的，有心进行企业经营的，初期企业还真是认认真真地进行了一番改造，积蓄了一定资金进行生产，但市场定位和新产品开发哪有那么容易，拖着几千职工沉重的包袱，几年就不行了，资产抵押的抵押，变卖的变卖，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了，就动起了厂区的主意，为的就是企业占有的地皮，由于企业原本就是**规划，**建设的，自己拥有庞大的地皮和生活区域，再加上几十年建造的老房子也到了大面积改造的时间，就有人想到了厂区里盖房子，逐步给老家属区提供周转房，一步步慢慢完成老家属区的改造。但此举尽管有效，却有个迈不过去的坎，就是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的问题，以及谁主导开发的问题，还是清河国资委主导解决了这个问题，真不知道国资委这么热心究竟所为何来，反正是企业成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清河市派来了工作组，企业三分之一的土地进行了规划，原有的厂房拆除了，从东边拆过来的设备集中到了农用车这边，基本上都是闲置着。而这样的开发也是为了政府惠民的名义，即为城市棚户区改造提供了周转用房，又解决了企业职工的住房困难，还增加了政府税收和官员政绩，这一步步下来，几个亿的企业就不知所踪，企业老板和某些官员却落了个腰肥肚圆。不是企业摸到了政府的软肋，也不是掐住了政府的命门和要害，而是政府部门某些人在支招，为了还是巨大的利益。”

    “那企业现有还有多少职工在工作？”齐天翔已经无力再生气了，一股悲凉从心头升起，渐渐地弥漫全身每一个毛孔，似乎就要冰冻了一样。”

    “估计还有不到十分之一吧，几次改制下岗分流了一些，提前退休了一些，随农用车西迁了一些，现在能正常上班并有活干的可能还有几百人了。”

    “几万人的企业，一二十年发展下来，竟然只剩下不足千人，而且十几亿资产的企业就变成了这样，我们的某些领导真有能耐。”齐天翔咬着牙恨恨地说。

    “国有企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而保障作用更是形同虚设，再就业也就成了领导口里的莲花和政绩，而企业员工就只能是下岗再就业了，可不大的城市哪有那么多就业的机会，所以做小生意就成了无奈的选择了。说从头再来谈何容易，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没有背景和靠山，甚至没有体力和精力的支撑，怎么从头再来，又如何从头再来？”

    李政说着，停下脚步，指着不远处围起来的建筑工地说：“这就是曙光厂新建的周转房小区，一次就建了十栋，还是很有一些魄力的。”说着话李政也不禁赞赏地说：“企业还是清醒的，这样的周转房都是七层的砖混楼房，尽管不气势，但实用，毕竟没有了企业生产的支撑，这一片也就没有了活水养鱼的基础，建这样的房子只是为了解决工人居住条件改善的问题，也算是比较对路的。”

    齐天翔点点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是将心中的郁闷也一并输出了一样，“只是看下来的拆迁改造是不是还这么清醒了，毕竟棚户区改造国家的优惠政策不少，这里面的利益也更多啊。”

    “你看到了实质和远期危害，这样的改造下来房地产升值是肯定的了，据说清河已经有人盯上了这里，就看下来的发展了。”

    “一定不能再任由侵害职工利益的事情出现，职工已经做出了能做的全部牺牲，还要他们怎么奉献，怎么牺牲，把命都给你？”齐天翔瞪着眼睛，看着李政，大声地说：“每每听到《从头再来》这首歌，都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政府忽视了自己的责任，却让众多的下岗职工从头再来，不是亵渎是什么？如果说从头再来，政府能不能抛弃短视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头再来。”

    “有时候也真是佩服我们职工的隐忍和大度，我们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拥有着最好的职工，踏实、肯干、任劳任怨，面对下岗和失业以及工作中的不公和困境，不免产生‘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悲凉来。”李政看着齐天翔的眼睛，一字一句的说：“前些时，沿海一家外资企业接连发生了十几名工人相继跳楼的事件，外界和社会舆论都一片哗然了，企业员工竟然似乎一点事都没有发生，难道工作时间长、生活和住宿条件差、福利和工资水平低，不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吗？不是每一个自杀的年轻生命都深深地受此困扰吗？居然就没有一点动静，任由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接连跳下去。如果是这里的员工只是早年的打工仔、打工妹还可以理解，来自于农村，改变现状的愿望要高于改变待遇和权益的迫切，这间工厂是比较现代化的电子科技工厂，员工都是学校毕业的现代青年，应该说知识和维权意识根本就不差，那又是为什么集体沉默呢？是冷漠，还是集体无意识？”李政叹息着，“跳楼的原因多种多样，深层次的探讨也有专家学者品头论足，这样的问题还有多少，还有多少民营、私营企业存在着劳动保障不到位、报酬过低、员工正当权益被侵害的事实，政府监管部门知道吗？各级工会知道吗？作为超大型外来加工企业，员工多，来源分散，劳动时间长，工作压力大，都时时困扰着员工，而作为单个的员工来说，解决这样的问题，主张自己的权利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时就需要企业工会、行业工会、区市政府工会去关注、关心，并最终干预企业解决这些问题。遗憾的是，自一连跳，到十一连跳，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各级、各类工会的身影，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可以恶意地把企业工会比为企业主豢养的家犬，那我们的政府各级工会组织呢?他们在做什么？由此想到了每年‘两会’的热闹景象，建言献策的代表委员比比皆是，似乎不说点什么就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和自己的责任，就不配作为人民的代表参政议政，但‘两会’之后呢？这些代表委员都去了哪里？就没有事情需要代表委员仗义执言了吗？‘两会’只是每年的例行会议，是决策每年的大事方针的会议，而‘两会’之后人大政协的常设机构还在，代表委员的资格和职能还在，怎么就没有了他们的身影和声音了呢？物价、住房、社会保障、教育卫生，这些行业和领域的问题，只有‘两会’期间才集中暴露吗？制度或法律没有绝对的优劣，关键还是执行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对待百姓的关爱和关注，是对待自己身上所附使命的道德认知，也许还有一种端谁的饭碗的紧迫感。对比一下西方的议会制度，就明白我们的‘两会’的优劣了，毕竟人家是民众选举出来的，不是机构或政府任命的。也许这才是我们需要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不然再多的法律和制度，都是贴到墙上的空文，仍然治愈不了官僚机构冷漠的通病，而作为弱势的普通劳动者，还会不断地跳下去。”

    “有些偏激了！尽管有这样哪样的不足，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这才需要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去完善，不然都万事大吉，发工资工人就任劳任怨的干活，政府只管收税，那要这么庞大的政府机构干什么，要这么多的管理人员干什么？”齐天翔看着李政的脸一字一句地纠正着，这些话似乎也是说给自己的，“发发牢骚，发泄不满似乎很容易，但仅仅只是发牢骚，发泄不满，少了是民怨，多了就是民愤，是要出事情的，而且政府官员更没有发牢骚的权利，不管是不是你这个部门所为，政府的事就应该是每一个人的事。”

    李政看了齐天翔一眼，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一上午看到的，让齐天翔很惊心，甚至是震撼，一个巨大的黑洞在你面前，吞噬你的肌体，攫取你的财富，你能明确地感到，却看不见、摸不着，这种惊惧带来的无奈和无力，加剧着恐怖，又压迫着神经，以至于使人绝望、崩溃，直至死亡。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自己最初看到和听到的时候，情绪不亚于齐天翔的表现，甚至更激进，由此也看出齐天翔内敛的修为，实在比自己高出一个层次。默默地带着齐天翔从东门慢慢地走出了厂区，来到了家属区集中的区域。

    “这是东门，曙光厂的工人都习惯地叫它东一门。”李政走出厂门后对齐天翔说：“现在是没人值守了，以前都有专人看守，曙光厂围绕着厂区总共有十个厂门，基本上哪个门方便从哪个门进出，繁盛时光自行车就停满了车间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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