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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他可以与古龙相比，也有人说他甚至可以与金庸相比。对温瑞安的极力称赞和截然相反的贬斥，亦成了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武侠文坛上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无论是在香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即使是在武侠已处于明显的不景气的时候，温瑞安的书仍照样畅销于市。

    至1992年，温瑞安出版的著作居然多达382部——这是一个令人难似置信的.

    温瑞安的诗人气的多变及散文气的随意，对他的长篇创作是有帮助（局部精彩、语言有特色），却有负面的影响，即不利于严谨的结构和布局。

    这不仅是一个才能的问题，而是性格与心态的问题：诗人气的温瑞安难免冲动太多、变化太快而使心气浮躁。

    这对长篇的创作当然不利。更为不利的则是：温瑞安自信过人、任性亦过人，当惯了老大，听惯了掌声，恐怕难有自省与自审的闲空，而亦少接受批评的准备，因而以他的才华。

    本可以克服某些缺陷而更上层楼，终于却没能如此，那只能说是性格所致了。

    除此之外，长篇的叙事结构及其完整性、创造性的问题，一直是中国文学史中的头号难题，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心理及思维习惯的问题。

    不仅俗文学是如此，纯文学创作亦是如此。我们是“诗歌之国”，向来缺乏逻辑思维的传统，以及理性建构的学术/艺术的传统。

    因而一部分长篇尚停留在讲故事的层次，而另一部分长篇则满足于“讲经”（即以“经”的思想作为的结构框架和情节发展的依据）。

    正因为此，金庸的结构之精妙才称得上是一种奇迹，而温瑞安缺乏结构意识及结构才能，反倒是很正常的了。

    不能不承认温瑞安想象力丰富，而且才华横溢。

    他的武侠创作，起点就高，虽说的结构总有些问题，但他的故事，却仍有许多精美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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