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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不仅给穆尔回过信,表示亲切的关怀,并允诺“一切事务问题可以来找我”,并明确指示“立即同穆尔清账”。由于具体执行者互相推诿扯皮,穆尔又不得不向俄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有关部门“发了无数的信件和电报”,“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1922年列宁病重之后,穆尔要求还款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了。特别是列宁逝世后,他几乎处于无人理睬的困窘境地。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内,这位可怜的德国人为索还本应属于自己的款项,付出了巨大的多方面的牺牲和代价:

    在经济上,由于他借出的款项一部分属于他继承遗产所得的私人存款,大部分是有息贷款,因不能如期还贷,不得不向银行抵押有价证券,支付巨额利息和保证金。为此,他蒙受了近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同时他还过着困窘拮据的生活。

    在健康方面,由于物质生活条件愈益低下和俄罗斯恶劣的气候(漫长冬天的严寒和潮湿),年过古稀的老人先后患上了心脏病、肺病、风湿症和哮喘病及神经系统的疾患。由于当时

    俄国医疗条件较差,又得不到俄国政府的关照,他的多种疾病得不到及时的有效的治疗,从而使其健康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害。

    更为严重的伤害在精神和心理方面。作为一个“在党(布尔什维克)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无私的巨大帮助”的外国友人,他理应受到获得胜利后处于执政地位的俄国党和政府的尊重,至少在清欠债款这个问题上他应受到公正的对待。

    但是,结局却正好相反。特别在列宁逝世后,俄国党和政府既不遵从列宁的指示抓紧时间解决问题,又极其傲慢无理,公开冷漠和厌恶昔日的资助者,干脆将其作为讨厌的包袱,仿佛欠债的不是俄国人而是穆尔。这一切使他的精神痛苦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他在冰冷的地下室里向俄国党和政府发出了可怜的哀求:“不要让我死在俄罗斯!”

    而在政治上,长期滞留俄罗斯使穆尔失去了回国参加大选和在议会工作的机会。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穆尔不得不回过头来向自己国家党内的同志、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受到普遍尊重的克拉拉.蔡特金女士求助。

    正是由于蔡特金的直接干预,这件长达七年的债款纠葛才得解决。这位50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俄国革命、热情保护和资助处于困境的俄国革命者的“可爱的老同志穆尔”(蔡特金语)最终离开了使他伤透了心的苏俄。五年后他因病逝世于柏林。这期间国际上反苏声浪甚嚣尘上,但是人们没有看到伤心透顶的穆尔发表过任何反苏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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