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者，所划分的“雍之人部”（gyu-gu-mu-sde），此即称之为“雍”或者“更”（gyung-ngam-geng），这些是做属民事务的人员名称。此亦即所谓的“扬更”（yang-heng）、“扬阐”（yang-bran）及“宁悠”（nying-gyog）之名称是也。[2]
的写作风格是把吐蕃王朝时期的军政制度、部落区划等内容全部注记在松赞干布时期，仿佛吐蕃的所有法律、制度等都是从松赞干布时期就全部完善，全没有演变成熟的过程。其实非也，有许多方面都是在王朝时期逐渐完善的，只是后世史家在时间观念上随意了些，将一朝载记一骨脑地记录下来，言简意赅但脉络欠清晰。如“下勇部”所包括的“同乔九政权部”（mthong-khyab-sreng-sde-dgu）及吐谷浑六东岱（va-zha-stong-drug）当在芒松芒赞（650～679年在位）时期完成编制的，却被一并记在了松赞干布身上。
桂、庸在中直到743年才出现：
招收大批充当“果”与“庸”之青壮丁。[3]
在中，吐蕃在域外，如象雄、玛尔、吐谷浑等地招收青壮丁者多有反映，而在本土招收则至743年才开始。其中的“庸”则当与汉文史籍所云之“奴”是一回事。
中也有早期征收青壮丁的记载，如673年条：“议事会于董之虎园举行，征集暗军（后备军），招收青壮丁。”这里招收之青壮丁，当与吐蕃赞普的禁卫警备有关，因为紧接着在第二年，就有红证（禁卫军之红牌证）的清点工作。如此分析，直到743年才出现的吐蕃在本土招募桂、庸的情况，如果说吐蕃在域外占领区招募兵役等是一种对占领区的统治方式和自身军事开拓需要的话，则本土专职军队的招募称得上是一种制度的转型。
桂庸的正式出现，表明吐蕃军队准军事化的开始出现，纵观吐蕃王朝时期军事进程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出现在吐蕃部落军事制度史上是一个新的现象，代表着军事制在部落制基础上向域外扩充军事基地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新事物。在这之前，吐蕃军队的形式如何呢？从现有资料分析，有专职“奴”随征的“正规军”形式之前，吐蕃的军事行动当以部落整体出征的方式为主，这是因为，吐蕃政权的性质是奴隶制的军事部落联盟，军事制度沿袭了原始部落生活中的“军事民主制”，兵制为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全民皆兵制”，部落则军事、行政与生产三位一体。汉文文献中出现的“辎重疲弱”与参战士兵为一体，士兵在前方打仗的同时，部落老少及财产相随不会落下太远，故有前方军队败退之时，“辎重疲弱”常为唐军所缴而成为吐蕃部落的掣肘之痛。这种情况在唐蕃围绕河湟地区的战事中多有反映。而后来，唐朝史家所观察到的吐蕃军事制度是“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4]这种相从之“奴”显然与先前的“辎重疲弱”之疲弱不同，奴们虽然在平时亦散处耕牧，但已然是军事后勤的专职人员，而不是早期疲弱的父老家眷了。专门职的“奴”一般身强力状，便于随军远行，增加了部队移动的机动性，减少了妇孺亲眷冲散、自带给养被劫的危险。
这种吐蕃部落携带生活辎重开赴前线的情形在汉文史料中亦有体现，列举几条如下。
（a）咸亨元年（670年）年，薛仁贵从大非川进兵乌海，在积石河口与吐蕃相遇，“击破之，斩获略尽，收其牛羊万余头。”[5]
（b）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吐蕃相坌达延将兵十万寇临洮，入攻兰、渭，掠监马。杨矩惧而自杀。唐玄宗“诏薛讷为陇右防御使，与王晙等并力击[吐蕃]。帝怒，下诏自将讨之。会晙等战武阶，斩首万七千，获马羊无虑二十万。”[6]
（c）开元十四年（726年）冬，吐蕃将领悉诺逻领兵入大斗拔谷，进攻甘州。唐兵避其锐，不与之战。“会大雪，吐蕃皲冻如积，乃逾积石军趋西道以归。”唐军始发起攻击，烧野草皆尽，使吐蕃军在大非川因马匹缺乏牧草而死亡，致使吐蕃军大败。[7]
（d）开元十六年（728年），“俄而积石、莫门两军兵马总至，与忠亮合势追讨，破其大莫门城，生擒千余人，获马一千匹、牦牛五百头，器仗衣资甚众，又焚其骆驼桥而还。”[8]
（e）大历十一年（776年），“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故洪等四节度兼突厥、吐浑、氐、蛮、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斩首万余级”，缴获“牛羊及军资器械，不可胜纪”。[9]
（f）翌年（777年），唐将崔宁击破吐蕃，“虏故洪节度、氐、蛮、党项等兵，斩首万级，禽酋领千人，牛羊廪铠甚众，献之朝。”[10]
由从以上所示资料，可以看出，吐蕃军队在后勤补给方面有如下特征：
1.吐蕃部队出行，往往携大批牛羊马等，如（a）万余头；（b）二十万；（d）马一千匹，牦牛五百头；（e）不可胜纪；（f）甚众。如此众多的后勤辎重对于行程作战的军队来说，不但携带不便，更有牧伺之烦，若要维持日常经营，尽然需要大批的协从人员，这正是吐蕃军队在设置“奴”的尽然性。
2.资料（c）所示开元十四年之役中，吐蕃军队行动迅速，进攻与撤退均揆战势而自如定夺，往往会与辎重相脱节，故有“留辎重疲弱滨海”，以致有辎重队伍被全部缴俘之结局。所谓疲弱，当指吐蕃部落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下，除青壮为主力部队外，不能上战场之维持部落日常游牧生产的老弱妇孺。所谓辎重，则为部落的全部家当。故这时的吐蕃军队外出打仗，一般都是全体部落成员共同出动。这正是吐蕃“全民皆兵制”，部落军事、行政与生产三位一体的表现，即部落中青壮为士兵，老弱为后勤，所谓自带军粮，在短程作战时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干粮，而远程作战时，就是部落的全部家当。
3.资料（b）所示714年之役，吐蕃出动人数为十万。此役唐方大获全胜，从缴获情况看，马羊总数为二十万。这些马羊，或可视之为吐蕃随军的全部给养。平均来看，相当于人均两匹（只）。史书记载，吐蕃后期在关内战场上，士兵马匹配备情况为“每贼兼乘数四”[11]。这些数字反映吐蕃士兵马匹配备的基本情况。照此，则本条资料中十万的总兵力，至少当有半数为“疲弱”或“奴”之类不直接参战者，才能保证参战士兵至少一人两匹战马。
4.这些记载表明，吐蕃的各支部队都自带后勤，当前方战事失利时，紧随其后的辎重牛羊亦会随之一同丧失。而这里“牛羊廪铠甚众”与“禽酋领千人”之数表明，吐蕃军队的给养与在其在青藏高原内部的部落生活状态没有什么两样。除了打仗，饮食等依旧操持游牧习俗，只是将打仗融入部落生活的一部分而已。这就是吐蕃人在部落军事制度下军事生活的主要特点。
如是，则前文提到的吐蕃军队的数量动辄几万、几十万的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其号称几十万的大军，实际上只是部落人口的总数而已。敦煌写本s. 3287-2中有“擘三部落”，王尧、陈践先生通过研究发现，所谓“擘三”，其实是phyugs-mtsams部落的对音，“擘三部落”实为吐蕃本土六十一东岱中的王茹，即吐蕃的中央部落，并由此推知，“当时吐蕃军队的行动与部落的行动是密切相关的，开赴瓜、沙、甘、凉的吐蕃军人是全部落行动，军队打到那里，整个部落也随之而来。”[12]
从以上资料的分析可知，吐蕃出征，从早期的部落出征形式，到后来的桂庸体制的“正规军”，都保留着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直接影响着吐蕃军队的给养方式，并使吐蕃军队的给养方式与中原王朝军队的给养制度有很大不同。
——摘自期刊
作者有话要说：这是资料章，请在正文更新替换后再重看：） 笔趣阁手机端 http://m.biquwu.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