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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嵩焘这种人，难道还嫌太多不成？

    何况，在关卓凡的设想中，“顾问委员会”实行“垂直管理”，并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门发生过多的联系。“顾问委员会”联系的对象，主要是各地的“新政”。

    “顾问委员会”需要的权力。由关卓凡出面，拿过来交到“主任委员”手里。

    所以，应该可以扬郭嵩焘所长，避郭嵩焘所短。

    郭嵩焘的“出身”，对“顾问委员会”早期的工作，也有特别的帮助。

    一般认为，郭嵩焘出身曾国藩幕中。但是，郭嵩焘绝非曾的普通幕僚，他在湘系中，有超然而独特的地位。

    郭嵩焘的年纪，虽然小曾国藩七岁，但两个人却算是“同学”，他们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时间上是有交集的。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的“出山”，是郭嵩焘一力促成。

    洪杨乱起，文宗敕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国藩犹豫不决。郭嵩焘几度登门，反复劝说，曾国藩终为所动，出面创办湘军。

    曾涤生最终变成曾文正，始作俑者，是郭筠仙。

    郭嵩焘于左宗棠，也大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郭嵩焘，实在是时代风向最敏锐的感知者。

    “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桩差使，是筹办“奉恩基金”。关卓凡打的算盘，除了“赎买”宗室对“新政”的支持外，他还要通过“奉恩基金”，实现一桩同样重大的图谋：控制所有“新政”的企业的财务。

    因为“奉恩基金”的来源，是从各地新式工矿的盈利中抽成；而要抽成，首先就要弄清楚你有多少盈利，就是说，要盘你的帐。

    如此，就掌握了新式工矿的财务。

    关卓凡决定，新办企业，一律采用西法财务制度，就是“损益表”、“资产负债表”那一套。

    原时空的洋务，办的不伦不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财务制度老旧混乱，缺乏符合近现代企业制度的“数目字管理”，多少资源的浪费，多少人在其中上下其手，都根源于此。

    建立了统一的近现代财务制度，企业自己才清楚到底赚了多少，亏了多少；而关贝子呢，也才好查你们的账。

    还有，现在的中国，西法财务人才是奇缺的，哪儿有呢？

    上海的洋行里有。

    上海的广方言馆的西洋会计科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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