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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卓凡说道：“东北是我朝龙兴之地，进关以后，顺治朝以降，都把东北当做咱们旗人的‘后方基地’。既然是‘基地’，就得用心经营；现在这个样子。千里沃野，就这么白白的荒着，算怎么回事？说句难听点的话，万一哪天咱们在中原立不住脚，退回关外，一大家子。一块儿喝西北风吗？”

    清朝对东北的政策，是把东北视作自己的“禁脔”，不许汉人染指。可旗人大多进了关，那么一点子人口，向全国一撒。胡椒面一般，哪里显得出来？更加没有多余的人力开发关外了。

    这个政策，早些年还不觉得什么，到了清朝的后期，愈来愈莫名其妙，很多人包括旗人都觉得不对劲。可一来这是“祖制”，轻易动不得；二来旗人自己没这个人手，如果要开发东北，就得允许汉人出关，所以十分纠结。

    现在如果像关卓凡说的那样改革八旗，就会有相当的人手腾出来，正好赶到东北去开荒。

    关卓凡说道：“博川，你想想，一个东北，认认真真地开发起来，能有多少生发？我估摸着，顶的上小半个中国！”

    听着十分美妙，可前提是“改革八旗”。

    文祥虽然已经表示“愿追随贝子”、“粉身碎骨，在所不计”，但还是觉得，如果真干，恐怕真的就是“粉身碎骨”了。念及于此，他不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关卓凡知道他为什么叹气，狡黠地一笑：“博川，你放心，这件事情，咱们一定做得成。我和你，都不会那么容易‘粉身碎骨’的。”

    文祥精神一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然妙之极矣，可关贝子何以有这样的底气呢？

    关卓凡的“改革八旗”，其实是对旗人的广大下层开刀，并不直接触动旗人上层的利益。普通旗民既不掌握政权，也没有话语权，他们的声音，得通过本旗的上层，才能传达出来，形成舆论，影响施政。

    如果旗人的上层——主要就是宗室，不肯出声的话，普通旗民就是案板上的鱼肉，任关卓凡宰割了。如果是汉人，还得担心他们会不会造反；旗人，连这个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那么，怎么才能保证宗室们少说两句呢？

    当然不能靠吓。关卓凡还没那么大的势力。即便有了，人家嘴上不说，脚底下使绊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招，多了去了。

    要想法子，叫他们真心实意地拥护“改革”，至少，反对得不是那么坚决。

    听起来天方夜谭，可其实说穿了非常简单，一个字，“买”。

    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都是新政动旧政的奶酪，然后激起既得利益者的强烈的反抗，于是改革半路夭折。在农业社会，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因为生产力有限，奶酪就那么大，我多了，你就少了。不你死我活，分不清爽。

    进入工业社会，就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了。

    工业化创造出了大量的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社会财富的增加，从缓慢的代数级数，变成快速的几何级数。社会财富的获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由甲转到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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