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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是先到天津，对轩军驻地情况做一番考察，然后在大沽口上船，浮海而下。

    算算日子。到底也没在北京呆多久。

    白氏、明氏忍泪相送。关卓凡心中老大过意不去。岔开话题，嘱咐她们可以开始筹备图林和小福的婚事。先选定日子，自己从上海回来之后，差不多就是年底了。年关一过，就给他们两个成亲。

    关卓凡离京的第二天，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折子，题目叫做“劾议政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事”。

    蔡寿祺的劾折和关卓凡的离京前后脚，关连痕迹明显。但关卓凡以为，现在还“避嫌”，纯属脱裤子放屁。现在必须效率第一；而且，摆明军马，有立威和逼人站队的作用。以免接下来有过多的人首鼠两端，把这场仗打成个不胜不败、不死不活的局面。

    蔡寿祺的这份折子洋洋洒洒数千言，头是这么开的，“为时政偏私，天象示异。人心惶惑，物议沸腾，请旨饬议政王实力奉公，虚衷省过”。

    然后就开始长篇大论“天象示异”。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天人感应”是核心之一。“天象示异”代表老天爷对地面上的政治不满意，以“异象”做出警告。下面为政的不改正，老天爷就要发飙了，最严重就是换人来干，“王朝轮替”。

    日蚀、月蚀、地震这种高级别的“异象”不用说了，洪水、暴雨、暴雪、大旱、大风、大雾、冰雹、蝗灾、瘟疫、泥石流、沙尘暴等等也在此列，就是“天光晦暗”，即后世之“雾霾”也可以算进去。

    总之，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可以归拢进“天象示异”。

    还有，冬天打雷、夏天下雪、花花们反季节开放，也算。

    还有，河水变颜色、泉水从地下冒出，也算。

    还有，哪儿生了个“双头人”，即后世所谓“连体婴儿”，也算。

    这种神经兮兮的理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居然也有它的效验。

    比如王朝后期，财政枯竭，政治**，行政能力愈发低下，防灾、抗灾的能力就跟着降低，包括无力进行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中国最主要的两种自然灾害——一个涝、一个旱，便愈发频繁。

    王朝后期，动乱增加，战争进一步破坏了防灾、抗灾的能力，自然灾害随之大幅度增加，“大战之后有大灾”不是虚言。

    现在的清朝正是已进入“后期模式”，甚至有开启“末世模式”的迹象。

    其实，就算太平盛世，中国这么大，又有哪年没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所以，只要有“政治需要”，这种所谓“天象示警”，什么时候都是一抓一大把。

    蔡寿祺建议以此为突破口，关卓凡以为很有道理。

    因为在“天人感应”的理论中，宰相“燮理阴阳”，所以，既然“天象示异”，那么就是“宰相之责”了。

    当朝“宰相”是谁？可不是什么“大学士”。清朝后期的“大学士”，基本上就仅仅是个荣誉衔头了，有位置，没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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