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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也是，一个二品的总兵，要去做一个七品的知县，满清开国以来，从没有过这样的奇闻，说给谁听，谁也不会相信。

    然而，等恭王把关卓凡的理由向两宫回明白之后，两位太后细细一想，竟是越想越有道理，这个上海知县，倒似乎本就该由他去做。

    其一，李秀成新克杭州，兵势大炽，回头进窥上海的传言甚嚣，而上海周围，能打的军队基本没有——曾国藩的湘军破了安庆之后，正在做围攻金陵的打算，李鸿章在安庆新募的部队，也还没有成军，因此说“上海无兵”也不为过。上海的大小官员和士绅，盼朝廷的救兵，如望甘霖，就连租界内的领事团，也不止一次发出照会，希望朝廷能够尽快派兵，加强上海的防务。这种时候，关卓凡愿意提调他那一支马队，出京驰援，这是振奋人心士气的一件好事。

    其二，上海丢不得，不但是因为多年来的战乱，那里涌入了太多避祸的巨室富户，已成东南首屈一指的繁华之所，而且是因为上海海关的关税，要占到全国关税总数的六成，是朝廷的命脉所在。然而上海的情形，是全由洋人和地方官员把持，如果能有一个靠得住的“自己人”掺和进去，对朝廷而言，自然也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其三，也不是说掺和就能掺和得进去的——在上海做官，最要紧的是有跟洋人打交道的本事。关卓凡不但能打仗，是“自己人”，而且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洋话，在京里天天泡总理事务衙门，足见他对洋务的兴趣极大，跟赫德还成了好朋友，这样看来，到上海去做官，除了他，还有哪个旗人能有这样的本事？

    然而做官就做官，何以非得做个七品的知县不可？这一点，关卓凡在禀帖之中，亦说了他的一番道理：“上海华洋杂处之地，内中情形，非外人所知。骤获高位，无从措手，同僚之间，易生嫌隙，于大事反为不美。”

    这一番道理，说得很实在，亦很透彻。

    上海的情形，甚为奇特，上海县之上是松江府，松江府之上，本该是江苏的藩司和巡抚，但现在中间却多了一个四品的上海道台。上海的事情，松江府不大管得到，多半要由上海道台来做决定，因此若是去做五品的松江知府，表面看起来官大了几级，实则无趣得很。而上海道台的辖权，对军政民政海关都有涉及，又肩负着与领事团打交道的责任，外交上的担子极重，这么重要的位子，如果缺乏历练，却也不是说坐就能坐的。

    这样通盘考虑下来，关卓凡的禀帖，竟然是滴水不漏，无懈可击。而自甘从二品武职屈就七品的文官，禀帖里则另有一句话“卓凡受恩深重，不敢以名位为念”，愈发让太后和军机大臣们感念到他关卓凡为国之忠，简直是忠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于是不但准予所请，调兵调人，而且颁下了一道特赏，显出他身份上的不同——“赐黄马褂，仍准内廷行走”。

    以七品知县而兼具御前侍卫的身份，可以在大内之中逛来逛去的，有史以来，除关卓凡以外，不再作第二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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