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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清代礼俗，官员之家丧事，于逝者去世三日后大殓。这一日正是江彩的大殓之日，阮元家境并不宽裕，总商行馆那边也入不敷出，无力置办上等棺椁，只得选了一副精致稳重的棺木，以待江彩下葬之用。那棺木虽甚结实，材质却是平常。

    按照当时礼仪，钱楷暂充了执事，扬州会馆各路下人，也将陪葬的茵褥棉衾一一备好，待江彩遗体入棺，又寻了些衣物，以充填空虚之处。随即，钱楷致礼，与众人痛哭尽哀，眼看即将盖棺，阮元情不自禁，犹伏在江彩棺椁之上，哭了半刻，才得将棺木加锭施漆，江彩的容颜，就这样消失在各人眼中。

    这日江彩大殓，阮元一众亲故也各自到场，孙星衍见阮元哭得悲不自胜，也上前扶住阮元，劝慰道：“伯元，采薇去的那日，我……我也是和你一般痛楚。可伯元，你转过年去，也不过三十岁，还有许多时日要度过呢，可一定要节哀才是。先圣制定五礼，于丧礼处以尽哀为本，正是不希望生者溺于情意，竟毁了自己身子啊？”

    孙星衍发妻名叫王采薇，自弱冠时与孙星衍结为夫妇，也是当时江南首屈一指的才女，可惜红颜薄命，孙星衍当年在扬州与阮元初遇后不久，王采薇便早早去世。阮元自然也知道这些，所以寻委执事时，虽先想到孙星衍，最后却找了钱楷。想起二人十余年的情谊，也对孙星衍道：“渊如兄，圣人之意，我又怎能不知？只是我夫妻之间，比一般夫妻又有不同，彩儿与我成婚整整九年，可我二人在一起安享天伦的日子，连两年都不到……是我一生亏欠彩儿太多，所以实在难以自制，违了圣人之道，还请渊如兄见谅才是。”

    眼看钱楷执事已毕，也对钱楷道：“裴山，说来也惭愧，初春之时，还想着若是你有了孩子，便和你结一门亲事，可眼下荃儿也……裴山，彩儿和我情意深重，我实不忍轻言相弃，之前已在彩儿灵前许了誓，此后三年，不立妻室，以尽夫妻之谊，只怕当日的秦晋之约，我不能守下去了。”

    按礼制，江彩去世，阮元以丈夫身份，为妻子服丧，加上阮承信尚健在，属于“齐衰杖期”，只需服丧一年。但阮元立誓三年不娶妻，此间情意自是倍加深重了。钱楷看阮元形貌，自也难过，道：“伯元，本就是你我戏谑之言，又何必那么在意呢？我家中也不宽裕，一时是不想要孩子的。或许哪一日……”他本想说若是阮元之后续娶，再生下孩子，或许两家孩子会一同长大，可这个时候和阮元说这些，不免有些冒犯他夫妻之情，也只好不言，只轻轻拍着阮元的双肩，希望他放松一些。

    阮元看钱楷神色，也猜了个大概，对钱楷点点头，示意无他。看周围其他人时，胡长龄、刘凤诰、那彦成也都在场，也一一同各人问候过了，尤其是那彦成，阮元这些日子家中连生变故，朝中事务也不免有些疏忽，那彦成无论在南书房还是扬州会馆，对他都多有匡助。想起当日那彦成对自己的建议，阮元也不再犹豫，道：“东甫兄，我已给扬州去了信，请家父再入京一次，若是家中有愿意来京城游历的，也让父亲从中挑选，择一二能用之人，到我会馆来做些事。眼下小弟家中也不宽裕，便只好出此下策了。”

    那彦成道：“其实这也无妨，你在京城根基不足，多用些家中故人，并无不可。据我所知，不少初到京城为官之人，也是这样立足于此的。只是今日这里，彼时同榜，西庚、金门都到了，瑟庵却至今未至，也不觉有些……其实他早已托我向你致歉，或许也是面子上挂不住吧。”

    阮元看看四周，同榜、翰詹众人，各送了不少挽联过来，身边有一幅字，落款是曹振镛，他四处看看，却也见不到人，回想起来，曹振镛虽是曹文埴之子，在翰林院却异常低调谨慎，以至于在阮元心里，曹振镛的面孔直到此时，还是非常模糊。卢荫溥这日有事，托家人送了挽联过来，阮元也不见怪。只是汪廷珍直至此时，不仅人未到，也并未托人致祭，实在遗憾。

    但阮元素来为人通达，也不在意这些，只回答道：“瑟庵总是有他的想法，也是勉强不来的。他若执意不再与我往来，便随他去吧。”眼看丧礼已过了大半日，想来家中其他事务，自己也能处理，便送了那彦成、孙星衍和钱楷出门，准备和他们告别。

    可没想到的是，一行人刚走到门前，忽然一个声音在身前响起，“伯元！”阮元听着，正是耳熟的声音，抬头看时，竟是汪廷珍到了。

    细细端详汪廷珍时，只见他身着青衣，腰系素带，正是得知了阮元家事，前来问丧之仪。汪廷珍见了阮元，也连忙拜倒，道：“伯元，先前是我的不是，我……是我心胸狭隘，眼见你我同榜进士，初入翰林时也无甚高下之别，可……可你一转眼，就已经是三品京堂，我……伯元，是我枉读了这许多年书，竟将那身官服，看得这般重了。现在想来，当日对你出言轻浮，实在是羞愧无地！我……母亲一生辛苦，一力抚养我成人，每日谆谆教诲，要我力守圣贤之道，可我却如此执着于名利，若是家母在此，定是要斥我不孝不义了……伯元，我无颜求你谅解，若是伯元心中仍然过意不去，便责骂我一顿吧！我当日那般言语，对令夫人也是大大的不敬，今日前来，也给令夫人赔罪了！”说着走进门里，对着江彩棺椁再次下拜，连连叩头。

    汪廷珍这一番话，字字言辞真挚，孙星衍和钱楷见了，也暗自有些惭愧，其实阮元高升，各人又怎能全无他意？眼看汪廷珍态度诚恳，也就无意再责怪他了。阮元本就不愿责怪于他，听了这一番话，也知道其实自己升迁一事，想让人毫无偏见，又谈何容易？反倒是汪廷珍言辞直爽，让他听了，也倍觉难过。又重新走回屋里，和汪廷珍一同向江彩拜过了，道：

    “瑟庵，彩儿是我至亲，你们是我挚友，无论亲友，我都是决计割舍不下的。我之前也从未说过你的不是，若是你觉得我不似之前一般了，定是我利欲熏心，让瑟庵兄不快了。该道歉的，是我才对。彩儿已去，终是不能回来了。可我等同学一场，我也舍不得你们啊？瑟庵兄愿意接着和小弟做朋友，正是小弟的幸事，想来彩儿在天有灵，也会欣慰的啊？”

    汪廷珍心中感动，也说不出其他话来，只觉再怎么说，也无法表现自己的情意。便又对阮元拜倒，孙星衍等人看了，也纷纷走了回来，将他扶起。因阮元高升所致的种种不快，也终于在这时渐渐被各人消解了下去。

    乾隆五十七年就这样渐渐过去，不过对于乾隆而言，这一年却是一个“丰功伟绩”之年。这年冬天，福康安和海兰察结束了廓尔喀战事，班师回朝。乾隆见了，自然大喜，想着自己即位以来，边事之上共有大功九件，加上二次廓尔喀战争让对手臣服，正合十全之数，便自述《十全记》一篇，盛赞自己一生武功之盛。至于福康安在前线一度骄矜轻敌，导致清军被伏击，台斐英阿阵亡等事，在十全之数下，似乎也不重要了。

    转眼之间，已是乾隆五十八年，元日朝会自如既往，在太和殿举行。眼看朝会之仪渐毕，乾隆忽道：“去年廓尔喀战事已毕，朕做《十全记》一篇，原是在班师礼上宣读过了。但今日是乾隆五十八年之始，王公大臣、各国贡使备至，正是再行诏告之日。永瑆，将这《十全记》再诵于王公百官听一遍罢！”

    原来这《十全记》乾隆上一年创制之时，便已诏告天下，只是彼时不少亲王贝勒、蒙古王公都未能参与班师礼，各国贡使自然更加不知。乾隆这时再行宣读，也自是有向全天下宣扬国威，称颂自己圣德之意。只见永瑆上前，也不用诏旨，出口成诵道：

    “御制十全记曰：昨准廓尔喀归降，命凯旋班师诗，有十全大武扬之句，盖引而未发，兹特叙而记之……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其内地之三叛，弗屑数也……昔予记土尔扈特之事，于归降归顺，已悉言之，若今廓尔喀之谢罪乞命，归降归顺，盖并有焉，以其悔过诚而献地切也。遒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至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不可不知耳……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愈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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