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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汴梁陷落之前，周鹤以参知政事、兵部侍郎、文渊阁学士兼领京西北路制置使，在士臣之中地位仅次于王戚庸等有限的几人；高纯年作为陕西五路转运使，地位要高过诸路司使；吴文澈、顾蕃、陈泰作为原京西北路转运使、原京西南路经略安抚使及转运使，在士臣之中也有着极高的地位

    汴梁陷落之后，汪伯潜、严时雍有临阵脱逃之嫌，王戚庸等人变节降敌，还拥立李汲为伪帝，气节尚在的那些大臣这次也一并与天宣帝、宗室子弟被赤扈人押解北上，周鹤、高纯年、顾蕃、陈泰、吴文澈等人可不就成了士臣唯一能指望上的领袖了？

    所以说景王即位继统，周鹤、高纯年、顾蕃、陈泰、吴文澈在新组建的朝堂之上拥有绝对的优势，这并不令徐怀感到意外。

    不过，中枢朝堂的构成，除开有品秩的官员执掌诸职外，还需要有大量的文史经办其事。

    当世律法主要有朝中所颁布的种种制诰、诏谕组成，极其繁复、冗杂，缺乏严密的体系与条理。一般来说，中书门下诸部司院的掌职官员流动性大，通常任职三五年就要轮转，通过科举入仕，所学又以儒学四书五经为主，很难厘清如此繁复冗杂的律法关系，有几人能真正独立将所执之事井井有条的处理好？

    而中枢吏职任人较为固定，甚至父子相继，家传兼并儒学、律法以及诸多事务性技能，他们才是使中枢诸部井井有条运转的关键。

    甚至可以说，中枢有相当大的权柄，被一群妙笔生花的老吏玩弄股掌之间。

    到地方上，道理也是一样的。

    大姓宗族一方面渴望子弟能通过科举入仕，一方面又尽力去把持地方上的吏职，道理也在这里。

    太原军民南下，除开原属河东路兵马都部署司及太原兵马都监司的两万兵马，将编入左右宣武军，为作卫戍襄阳的核心战力外，除开许蔚、钱择瑞等品秩的官员，还有一批原隶属于河东路监司及太原府精通文牍及诸项事务的文吏。

    元帅府及新组建的朝堂中枢诸部司缺乏人手，理应将这批文吏用起来。

    周鹤、高纯年等人却借口太原诸吏身体虚弱需要休养，将他们全部摒弃在外，而从京西南路监司及襄阳抽调人手，从襄阳士绅之中选拔人手，填补元帅府及中枢诸部司的吏缺，他们显然是非常清楚中枢权柄运作的窍门，有意将太原之吏排斥在朝堂之外，借口还那样的冠冕堂皇。

    还有就是南阳府军的问题。

    虽说此时将南阳府划入左骁胜军刘衍所部的驻区，但驻区与行营防区不是一个概念。

    新设申州，并设立楚山行营，徐怀作为行营兵马都总管，就是最高军政主官，何况他还兼知申州、兼领州兵马都监司，可以说是申州地方及天雄军权柄集于一身。

    而刘衍率部驻守南阳，却是无权干涉地方事务。

    南阳府军作为隶属于南阳府兵马都监司的地方兵马，宁慈作为南阳知府又兼领兵马都监，才掌握南阳府军的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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