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到1927年4月初，北伐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北方以奉系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还未被打倒，可南方大半个中国已被拿下来了！北方冯玉祥的革命军发展也很快，牵扯了相当的军阀部队！山西阎锡山也在观望中，暗里与革命军暗通款曲！北伐军打败了实力强劲的吴佩孚、孙传芳，获得了他们的武装、地盘，俘虏、整编了他们的军队，实力成倍的增长（到1927年上半年，扩充到了40多个军）。一时威震四方！应该说只要愿意，可以一路顺利拿下整个中国！

    不过，此时的形势确实相当的复杂的！

    第一个方面，北伐军面对的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可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北伐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而长江流域发生的一系列军舰炮击事件，以及各国对上海、京津地区的增兵，表明了帝国主义有可能亲自跳出前台武装干涉中国的革命。这让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忧心忡忡！急于想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认可、支持！

    第二个方面，那是来自北伐军内部的相互争权夺利！

    先说北伐的导火线人物北伐军第八军唐生智。1926年7月14日，长沙光复。长沙光复标志着北伐第一期作战胜利结束。7月25日，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唐生智任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唐生智本人的实力得到迅速扩张，加上唐原有部队扩编4个师，共拥6师之众，“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极强”，再加上，很多高层将领与唐有较深的个人情感基础，关系甚为密切。另外，在唐夺取湖南政权的过程中，他不时地安排自己的心腹于府衙之中，使之在湖南的统治更为稳固。这种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给唐带来了无比的优越感和权力欲，似乎整个湖南都是他唐生智的了。即使是后来北伐司令蒋介石亲临此地，唐对其也有不屑之意，这便为后来蒋唐的矛盾冲突和势力争夺埋下了祸根。

    其二个乃是北伐中独挡一面的桂系。由于当初桂系曾在唐生智落魄的时候救了他一把，所以投桃报李，他也支持桂系坐大。加上桂系李宗仁骁勇善战、小诸葛白崇禧机智多谋、黄绍竑政治谋略、内政治理都是一把好手，且团结紧密，把个广西打造的如铁桶一般！通过北伐，桂系的实力也是翻番的上升！

    其三个就是和国民政府的矛盾。也可称之为“党军之争”。简单的说就是和当时的汪精卫以及国民党左派的矛盾！蒋介石一直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军职，所以在党内地位一直不算太高。现在指挥北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个人威望有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的危险！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纳叛招降，收编大量旧军阀军队，不断扩充自己的嫡系势力。对于蒋介石逐步掌握党、政、军大权，国民党各派都十分不满和仇视，暗中都主张对他加以排斥和约束。并且这种怨愤逐渐升级，防蒋独裁的空气日见浓厚，迎汪（休病假）复职的呼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正好此时恰逢蒋介石进攻南昌失利，正好各派落井下石，在军势上准备以实力强大的唐生智来代替他。为了抵抗，蒋和国民党右派团到了一起。蒋介石事前布置张静江顽抗，声言他的主席地位决不能动。还扬言提出欢迎胡汉民以为抵制。但仍然抵挡不住，只得同意“迎汪”。

    当时北伐各军中，以唐之第八军实力最雄厚，合蒋一、二、三、六军之总合始能及八军，湘、鄂实权均在唐手。为了制约唐生智，以防唐的反侧，蒋提出了迁都武汉的主张。蒋介石此时所以积极主张迁都武汉，一方面为了利用自己在北伐过程中重新树立的威望来辐射和干扰汪精卫在广州的势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深知武汉战略地位的重要并渴望亲自控制武汉政权。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对控制两湖局势，对唐生智加以限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蒋的愿望还相去甚远。蒋遂蓄意有所行动，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移驻南昌。进而要求撤除一向与他不合的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但都被武汉国民政府拒绝！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但此时的他和一帮班底已秘密准备了“底定东南”的策略。蒋意已决，不愿再与国民党左派和**合作，打算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搞单干”。

    第三个方面就是国民党右派与中国**的矛盾。

    众所周知，“联俄、溶共、扶助农工”这乃是孙中山锁定的新“三民主义”。不过，这新“三民主义”从开始提出就没有得到国民党右派的支持。张继、戴季陶、邓泽如、谢持、林直勉、冯自由等说**是要把国民党变成**，是一个阴谋，并对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动机表示怀疑。而亲自带队考察苏联的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他对亲眼目睹的苏联革命非常失望和不满，认为苏维埃政权是**暴政。领土问题也导致了蒋介石对苏联的失望和不满。回国后只给孙中山交了一份《游俄报告书》敷衍了事。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蒋介石与**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不应该“扶助农工”的问题，而是如何“扶助农工”。**开展的“工农运动”以及所要达到的最终政治目的，显然令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无法认可。

    以前在广州政府里苏联总顾问鲍罗廷急于北伐，甚至提出放弃广东基地，转道西北的这些主张都被认为是包藏祸心。而与苏联继任顾问季嘉山的长期不和睦，更加让蒋介石恨屋及乌。连着其他**人一起讨厌！

    所以，对**一直怀有戒心的蒋介石在自己实力不够时，充分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红色将军”的外表，获得了**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1926年3月，苏联顾问季山嘉和蒋关系不睦，竭力拉拢汪精卫反蒋。此时，西山会议派元老，反对容共。也准备倒蒋。当然，两边一个是认为他太“左”，一个认为他“太右”，目的是不一样的。面对如此困局，急于在党内上位，获得党内元老们的支持，蒋介石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一方面迅速获得了国民党老“右派”们的支持；另一个方面，夺取了在粤海军实力。蒋介石完全清除了国民党第一军的**员，完全掌握了第一军的军权，使其成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此地位更加的炙手可热。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排斥**的《整理党务决议案》。扬言为避免**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借助《整理党务决议案》，达到了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的目的。这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分裂国共合作、企图夺权的信号。可惜，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蒙蔽了年轻的**人的眼睛，助长了国民党的实力和气焰！

    北伐开始后，国共青年军人浴血奋战，取得了一个个胜利，也大大的扩宽了国民政府控制的地盘。为了支持北伐，**派出了大量党员深入工厂、农村发动群众，支援北伐！一时，工农运动高涨，工会、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虽然年轻的中国**上层领导却“偏右”，但党内的同志大都信奉苏联的“暴力革命”思路，在工作中几乎普遍采取的行动激烈，很偏“左”。加上是初次掀起这么浩大的运动，在理论支持、方式方法上都不成熟、不完善！再加上混入革命队伍的流氓无产者的捣乱起哄，更加产生了许多严重的后果！而此时，由于大量的国民党员难以深入基层、吃苦耐劳，高高在上。所以将基层的工作和广阔的农村几乎全部交给**去运作。而又没有相应的法则规范加以指导。**必然按照自己的办法和对革命的理解去开展工作。出于两党政党理念、工作方式方法的差异，逐步地越走越开，终至反目成仇！

    ————————————————————————————————此时，借助北伐的威势和大革命的风潮，**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理由是他们“革命”的“积极性”要比那些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纯朴善良、循规蹈矩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起“命”来也步子快、胆子大、下手狠，敢抢、敢夺、敢杀。这样就有可能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

    拿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来看，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即便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羡慕不已。

    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现在的“朝九晚五”作息制度竟然源于此时。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国务院公布的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而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居然是今天的五倍。章程还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而按照如此荒唐和不切实际的“福利待遇”经营的店铺，那劳动效率低下的手工、半手工生产，必然不会有太高的利润率。长期而往，必然难以为继，则该店铺必定是短命的。

    **组织的各级工人纠察队权力通天，不仅组织集会、游行，还积极参与各项城市管理，几乎架空了政府。一些城市工人纠察队的队长，可以和卫戍司令平起平坐。工人运动高歌猛进固然可喜，但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平衡中的各方都要作出反应。面对如此状况，感到权力逐步失控的国民党政府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持续发展下去的。所以，历史事件的偶然更是必然。

    相对于城市运动的有组织，大体有秩序。农村已是乱成了一锅粥。以国民党员为各级主官的北伐军官兵在前线浴血拼杀且后援不继。而在后方的农村，**发动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则如火如荼。其中以两湖地区的农运发展最为激烈，具有代表性！面对家乡的种种混乱，军中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发出了：“我们在前线拼命，**在后面轻轻巧巧地把江山拿去了！还倒过头来清算我们的家人，我们流血牺牲是为什么？”的哀叹！可见局势的难以调和！

    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便奉命回湖南“考察”。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详细的叙述：“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或者索要‘捐款’。一群‘吃大户’的人毫无顾忌地涌进‘土豪劣绅’家里去杀猪出谷、淘米做饭。甚至连‘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象牙床上也可以用泥脚踏上去再滚一滚。而且动不动便捉人戴高帽子游乡示众。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

    其实，当时的运动激烈程度犹远在《报告》之上。其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都是在斗、打、掠之列的。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越做越大胆、越做越顺畅。尝到甜头的农民纷纷群起而效仿，一时间遍地开花。农民们从开始的杀猪，一直发展到杀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些无法无天的血腥暴行使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大为寒心。

    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农运动深感头痛。而国民党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农工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宁、稳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以维持北伐战费和国家财政的各项开支。而工农运动一旦兴起，则往往无法满足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甚至就连生命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便难以维系。更为严重的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在华租界，**向来就是组织民众示威、游行乃至暴力冲击，而不是通过国民政府谈判收回。酿制成了血案，实力不济的国民政府处理起来那是相当的为难！强硬吧，又怕引起国际争端乃至战争；退让吧，又得担负无能、卖国的罪名。所以，说是强行绑架政府也不为过！关键这个政府力量不足，难以对抗各老牌帝国主义！其实，当年“义和团”的旧事就颇有几分神似！

    再者，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元老李维汉同志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土豪劣绅”，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更失去了纳税的“义务”。农会凌驾于中央政府之上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没有粮食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北伐时李宗仁将军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北伐军中官兵们的疑虑。到民国十六（1927年）年夏季，北伐军中来自于湖南、湖北的官兵们的愤懑心情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因当时北伐军里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家庭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家乡都横遭农会的迫害、凌辱。而各级党部竟无动于衷。北伐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

    如此情况下，已动摇到了国民党的根本：“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农村农会已完全取代了各级政府；各地的乡绅地主，纷纷逃离家乡。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动摇了地方的统治根本；各地大建工人纠察队、普遍建立建立农民武装，打倒各地的地方护卫武装如团防局等，抢夺其武器装备武装自己，这严重威胁到了国民党的统治稳固；其他至于司法、财政几乎被农会把持，乃至教育也是以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挑战国民党所推崇的“忠孝礼仪”的传统；此外，农会还有各项禁忌，禁牌、赌、鸦片这三件，那是好的！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也只好不煮了。湘乡禁喂鸡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几碗、几荤几素都有规定。哪怕办红白喜事不按规定，也即行捣毁。禁止城里杀牛，强迫牛肉店关门！至于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等民俗活动，醴陵地区也议决禁止。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还好不是禁香烟，嘿嘿！）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各种禁法，完全颠覆了农村的正常生活秩序，乃至阻碍了商业发展。

    对此种种，国民党已难以容忍下去了！遍及城乡的工农暴乱促使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下定了“清党”的决心，或者说给了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一个“清党”的坚实理由。

    1927年4月12日，处于党内艰难地步的蒋介石，面对左派、**的责难，军中唐生智、新桂系的威胁，在国民党右派和江浙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支持下，终于对**人举起了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