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觉得你是倭人。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聊聊。”
傅远山和岛津对话着。实际上岛津可以说汉话，虽然口音很怪，语法也有些问题，但两边大体是可以交流的。
“原来是这样”几句交流之后，傅远山就意识两边在思维上几乎是畅通的，他也意识到了产生这一切的关键：
作为大封建主，作为萨摩藩的藩主，他的汉学造诣并不会很差。因为江户幕府的“国教”就是朱子学，也就是仁学——换而言之，就是儒教。
儒教这个概念相当模糊，许多时候“儒”并不能被称为宗教。但是在朝鲜、日本和越南，朱子学确实是被当做是宗教一样的存在。因为儒教这个宗教，在这里确实是其存在的必要：它可以排佛抑释。
佛教在朝鲜、日本和越南都是当地要面临的相当现实的问题。晦明苦短，道阻且长，“苦”必然存在，人们总是需要在精神上解决苦的问题才能面对这个世界。由此，宗教也在社会中存在了必要的一席之地。而在整个世界岛的东部，占据这一生态位的就是佛教。
在如今的大明，一切威胁人类生命延续的苦难即将得到解决。但在过去，这一苦难却难以言说。
佛说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有种种求不得的苦。佛教排解了苦难，便占据这一稳固的生态位，历史上为了崇佛而毁弃世俗生活的大人物不胜枚举，而且屡禁不止。因为说来说去，佛教只是一种排解苦的手段。禁绝佛教也只是扬汤止沸，只要这个世界上存在苦难，就一定会有人想要寻找排解苦难的手段。
佛教在整个世界岛的东部都和当地的大小朝廷产生了冲突，这一冲突宋朝达到了颠峰，并且掀起了佛道之争。但解决佛道之争的，并不是更强的佛教和道教，不是更强的辩经，而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新鲜事物，一个根植于文化底层的远古杀器——儒教，被程朱理学重新搬了出来。
在佛教对苦的排解进行研究时，程朱理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程朱理学不关心你是往生天道还是堕入无间地狱，程朱理学根本就不关心你的内心世界。程朱理学不关心苦本身，程朱理学只关心一件事——苦的表达。
程朱理学不关心“苦的排解”，程朱理学只抑制“苦的表达”。它关心的是，“你对苦的表达”，是否突破了礼的边界，是否影响了你在天地之间所应该履行的责任，是否违背了“天理”。
换而言之，在礼的边界之内，你对苦的表达是自由的。不管你崇信佛教也好，你喜欢去秦淮河喝花酒也好，你喜欢女装小男孩也好，哪怕是你自己喜欢女装也好，这些全都是你的个人事务，全都是细枝末节。只要你不将其表达出来，这一切都在礼的范畴之内。
在这个框架下，你可以继续笃信佛教，可以隔三差五就去佛寺里逛逛。但只要你将其局限在个人事务，而不影响他人，那就没有人会关心。
——这一由帝国内部发展出的“真理”，对佛教乃至所有宗教都起到了绝佳的抑制作用，尤其是是在士大夫阶层之间。
程朱理学由此从文明尺度上补上了这个“苦”的漏洞，这个补丁也迅速因为显示存在的需要被更新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的版本中，并且迅速在这些国家成为官方正统思想，被封为整个朝贡世界的至高真理。因为它真的有用。
尤其是在日本。在寺社盘根错节的日本，日本的这些“佛爷”们是真的会喊着“进者往生天道，退者无间地狱”，挥舞着薙刀和火枪去撬开封建主的脑瓜子，连德川家康本人都差点在创业的早年间死在了佛徒的叛乱下。
作为江户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一辈子都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他亲手给江户幕府打上了这一“帝国真理”的补丁，从而抑制住了寺社实力在幕藩体系下的扩张。各封建主，或者说各个“大名”们依旧笃信佛教，但没有人再敢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到佛教中，而是把资源用度在个人的生活用度之上。
——当然，程朱理学在这之后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但这不要紧，因为程朱理学的源头在于儒。周礼说“儒以道得民”，儒的本质就是一种术士，是礼教的术士。它不需要西行取经才能辩经，它的“释经权”在朝廷自己手上。朝廷始终会与时俱进，选择性地表达这套“帝国真理”中在当下被需要的部分。
实行了同样制度的日本，也得到了同样的惠赠。而这一体系的广布，也让儒学及其有关的中国文学思想在整个朝贡世界被广泛地尊崇。
面前这位岛津的精神世界，实际上和自己非常类似。虽然他的版本还没有怎么更新：
比如在朝廷这里，朱子学乃至程朱理学本身这个名字已经不怎么提了，但“帝国真理”依旧存在。目前的帝国真理，分为仁学和理学两个部分。
理学一科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仁学一科是修身齐家，治平天下。这一伦理秩序现在也指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普遍认为企业的至德也有两个方面：投身基础科学研究，或者厚生社会福利。分别对应着理学和仁学两个方面的德行。
但凡大企业，如果没有能力投身基础科学研究，那么至少也要在社会福利上用心。如果做不到，那就是缺德的表现。决定一个企业社会风评的，就是其研发投入和福利投入。
要说朱熹本人真的想到高等数学也会成为“格物致知”的一部分吗？傅远山自己都觉得不太可能——从经历来看，朱熹本人对此表达赞成的可能性确实比较大。但这根本就不重要，朱熹本人想什么根本就不重要。
“所以，你说你不是倭人？”傅远山摇了摇头，“我觉得可以是。你觉得你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