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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更多诱惑小说请关注微信  npxswz        各种乡村  都市  诱惑          一  楔  子

    1953年3月，刚刚被立为太子的明仁便秉父命出访英国，参加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当时，英国《每日邮报》的民意测验表明，反对日本皇太子出席女王加冕典礼的人竟高达68％。有人甚至提出：“将皇太子扣作人质，直到日本支付对被俘英国人的赔偿为止。”

    1971年10月12日，日本裕仁天皇夫妇访问波恩时，许多德国留学生和在这里侨居的亚洲人，毅然举行了反对天皇来访的大示威。那时，德国学生散发了标题为“战争罪犯裕仁在波恩”的传单。他们高举的标题上有的写着“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裕仁屠杀了五千万亚洲人!”这些学生不顾警察的制止，还反复高喊“裕仁是法西斯分子”的口号。

    1971年裕仁访问荷兰时曾引起暴力抗议示威，因为在二次大战中，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把11.7万荷兰人关押在军事集中营里，死难1.9  万人。

    1974年8  月30日，日本“东亚反日武装战线”获悉裕仁要到三菱重工大楼视察时，决定刺杀裕仁，但由于计划不周，他们将炸弹错投到人行道上，造成8人死亡，165  人受伤的惨剧。大道寺和意永利明等人被捕。

    以上是我随便选的几件事例。从这里可以看出外国人的民族主义是很强的，其民族性格是很剽悍的；同时他们也是很清醒的，认识到了裕仁是二战时日本的真正战争元凶。虽然日本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与耻辱远远要多似其他国家，但要想使中国发生类似上述的事，简直是不可能的。对此，我们中国人该做何感想呢？中国人不但改换了日本的战争元凶，把他说成是东条英机，而且把日本的战争责任也完全推卸给日本的统治阶级，毫不怪罪日本人民。

    中国千方百计地为日本人民（实际上也是为日本民族）洗刷罪名。中国说：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善良的、爱好和平的、反对战争的；日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奸淫中国妇女，其责任在于日本统治阶级；拥护战争的日本人只是少数；日本人由于生长在日本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才养成了好战思想，从而才拥护并参与日本的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民没有战争责任。那么，事实又如何呢？

    二  日本人民有战争责任  ，整个日本民族都有战争责任

    众所周知，日本妇女在二次大战时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竟甘愿做慰安妇，让屠杀中国人民、强奸中国妇女的“皇军”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欲，搏取快乐，“慰安”他们枯燥的心和枯燥的生活，同时使他们更有劲更有趣地屠杀中国人民，强奸中国妇女。试想，一个国家的妇女为了支持这个国家的侵略战争竟然连最无耻最下贱的事都愿去做，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态度是反对还是拥护，答案不言自喻。

    1942年春，中国青年远征军攻打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桥。当时守桥日军叫80名慰安妇撤离，但她们说：“我们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才到前线上来，我们要和士兵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深入“民心”，连慰安妇都深为拥护，为了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日本人民拥护战争是毫无疑问了。

    多少年中，日本人民不惜送自己的豆蔻年华的女儿去当慰安妇，以支持那场战争，而中国人却主观臆断地认为日本人民是被迫把他们的女儿送去当慰安妇，这是不符史实的。不错，现在看来，慰安妇是极为不幸的，但当时她们，还有她们的父母兄弟都认为是光荣的。日本慰安妇所遭受的不幸，正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二战时，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也同样热烈欢迎日本女人来当慰安妇，使日军成了世界近现代史上唯一一支携带军妓的军队。日本皇军的荒*烂已在世界历史上到了高峰，他们ling辱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还不感到满足，还要把本国的妇女招募来陪他们睡觉。于是日本慰安妇不但给自己，而且也给日本政府、军队、人民和民族都带来了深深的耻辱，但是，这只是到后来才被发现的。

    当时，军国主义已统治了整个日本，使得一切都要为它服务。为了它，廉耻、道德都可以丢弃，也必须丢弃。于是日本政府、军队、人民和日本女人自身都认为日本女人去当慰安妇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光荣。假如日本人民真的反对战争，我们就无法理解慰安妇这一现象。

    日本人民有没有战争责任呢？我们慢慢看下去吧！当时，在战火快要烧及日本本土时，东京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因两个儿子都在前线“玉碎”，便在街上*身亡，死前一边啕号大哭，一边高呼：“大东亚圣战胜利了!大日本帝国万岁！”这个老人竟丝毫也不对给他家带来巨大灾难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示愤恨，却依然拥护他的国家的侵略战争，认为失去两个儿子是值得的、光荣的，但另一方面，由于人之常情，他又为两个儿子感到悲痛，更因为对他国家的前途感到极度的失望，所以临死前那么啕号高呼。他心里说不定还有另一种意图，即妄图用他的死来激励其他日本人，使他们更加奋勇地去战斗，同时还不死心，还希望他的国家取得最后胜利。他此时的心情可谓矛盾至极。这个老人并不像有的人认为那样是一个不情愿的殉道者，而恰恰相反，是一个情愿的殉道者，要不然，他为何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天皇!”呢?作为一个快要死的人，是应当有胆量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1945年8月15日，  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东京的居民千百户人家来到二重桥外，家家户户的老小跪伏在地，面对皇宫，叩头遥拜，痛哭不已。有的人在激愤中剖腹自杀，还有的竟全家老小三辈共同自刎，以死报国。东京青山通有的全家卧轨自杀。横滨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后，校长便带领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狂热地、坚决地拥护的侵略战争已失败了，他们绝望了，愤怒了，才做出了这一幕幕其他国家无法比及的事来。但是，对于这些事，中国人却轻描淡写地说那是少数现象，大多数日本人是欢迎日本投降的。我只能同意这句话的前半句，而不同意后半句。不错，相对来说，那些事是少数，但却具有典型意义，那些事正说明了日本是整个民族（包括日本人民）都对日本投降感到绝望和愤怒的。不是这样吗?  难道要日本所有小学的校长和学生都投海自尽了，日本所有的人都自杀了，才能证明日本人民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吗?  日本那些令人惊骇的事很显然是日本人民拥护战争的典型表现，是属于日本整个民族方面的，而不是属于只代表“少数”部分人的那方面的。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军队。说到日本军队，中国人自然都会表示强烈的愤怒。日军在中国烧杀淫掠，无恶不做，他们好斗成性，疯狂野蛮，残忍无情。只要看看这些士兵（从日本人民中来的人），那么，再要把日本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只怕是难于令人信服的。1932年9  月16日中午，200多名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将平项山村子团团包围，  将全村3000多名男女老少*赶到平顶山下的一块草地上，用六挺机关枪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扫射。人群一排排倒下去，一霎时血肉横飞。一阵枪杀之后，那些杀人恶魔唯恐不能斩尽杀绝，又让汉奸用中国话喊：“鬼子走了，跑哇！”倒在血泊中没有被打死的人闻声一动，机枪又响起来。接着，日军又检查尸堆，发现尚活着的人就用刺刀扎、战刀砍、手枪打。一名日军用刺刀挑开一个孕妇的肚子，扎出了婴儿，挑在枪尖上取乐。看看日军是何等的野蛮恶毒，居然“检查尸堆”，居然挑开“孕妇的肚子，扎出了婴儿，挑在枪尖上取乐”。如果日本人民真的是“善良的”，那么他们的子女在战场上是不会表现如此残忍的。再看南京大屠杀，这场大屠杀夺去了三十万无辜中国人的生命，更为可恨的是，在这场大屠杀中，每天至少有1000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和奸杀。在这场无耻至极的污行中，连老人和少女也不能逃脱它的魔掌。据南京敌人罪行委员会调查：“……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不论为高龄老女或少女幼女，几均不获免……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ling辱之妇女不下8万之多，  且强奸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位当时从南京逃出来的女同胞说：“当敌人初来的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间，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1937年12月26日，一个11岁的幼女在金陵大学院内被日军轮奸致死。目击者说，她的两腿之间肿裂并沾满血污，死后的样子惨极了。另又据一位目击者说，日军对中国妇女：“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旁拍手大笑。”（本段事迹均引自《为什么日本不认账》）日本人的罪行罄竹难书，本段所引只是其中万一而已。在此，我想问问中国人：“如果日本人民是善良的，为什么日军又如此残忍野蛮？难道是‘善良的’日本人进部队后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么？”恐怕不是这样。日本部队恐怕还没有这样大的能力，在蓦然间就能将如此之多的“善良的”日本人变成一群群恶魔。那么只能是日本人在进部队前（换句话说在民间时）就是一个个恶魔，在进入部队后才会如此无耻、野蛮、凶残。正如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说：“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身’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这回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我们说日本人民是善良的，又有什么说服力昵?

    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宫本在1937年12月16日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看到这句话，那些认为“日本人民善良、友好”的中国人是否还得为他辩护，说他只是到部队后才变成一个蔑视中国，赞扬“圣战”的人？

    最后，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民是怎样欢庆胜利的。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举国上下热烈地进行了庆祝活动。东京、大阪、横滨、京都和奈良等地连续三天三夜游行庆祝。人们奔走相告，交相赞颂，全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海洋之中。在皇居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络绎不绝。男人们手举膏药旗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甚至妇女也身着盛装，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这是一幅日本人民拥护日本侵略战争的绝好画照。

    在二次大战末，美国有一个人的话很生动地说明了日本人民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这个人名叫埃德温·莱顿，是一位毕生从事日本人心理学研究的教授。当时，美国要给日本投放原子弹，但此时的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却很是疑惑，因为在他看来，投放原子弹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如果不投原子弹，又难于使具有浓厚武士道精神和大和民族精神的日本人投降，因而，他便去问埃德温·莱顿教授。这位教授说：“将军阁下，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但即使对他来说，停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他让日本所有的妇女都剪去头发，或者叫国民们倒立起来，用手走路，他们都将照办不误。甚至如果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去睾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从命。但是命令军队放下武器，却又是另一回事。”于是，尼米兹打消了犹豫，决定投原子弹。这位教授的话说明，日本天皇的权威是极大的，但即使他仍难以让日本人投降。可见日本人是拥护战争的。自然，日本人民也是拥护战争的。（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位教授的话：裕仁宣布投降前，遭到激烈反对)

    二战时逃到美国的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其著作《德国人：一个双重历史的国家》中谈及二战时说：“……但是所有这些陈述，都没有涉及  德国人民应当负什么罪责。”“但是在  国内深入一步追究这场世界大战的罪责，就会直接指向德国人民。德国人民多年来以默许的态度对待这场罪恶，现在要想说成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这是徒劳的。”类似地，日本人民也不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日本人民不是默许地，而是积极地拥护并积极地参与了日本对中国和对世界的侵略。而中国人却硬要把日本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并且是无罪的，这只能欺骗那些用屁股思考问题的人。

    日本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所犯下的罪行，磬竹难书。他们割占中国土地，勒索战争赔款，奴役中国人民，抢劫财产，烧毁房屋；奸淫妇女，上至老妇，下至幼女，无一幸免；割去妇女的乳房，用刺刀插入妇女的**，挖出孕妇的胎儿；刑讯中国革命志士，枪毙无辜；对中国人进行集体活埋，或挖眼，割鼻，**解剖……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造成无比深重的灾难和耻辱。对此，中国人却认为只是一小撮日本的统治阶级的罪责而已。这又怎能令人信服?日本从天皇到平民，从官兵到工农，从良女到军妓，从老人到小孩，从知识分子到文盲……无一不在支持着日本的侵略战争；在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  日本工人和农民生产出武器和粮食送给日本军队，并且其自身也成了日本官兵的主要来源，而这些官兵又是屠杀中国人民的直接执行者，日本人民的战争罪责无可推卸。

    日本人具有浓厚的武士道精神，这种精神在本世纪30年代与“  现代”的法西斯主义相结合，便恶性地膨胀起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断，产生了一种更加反动、更加野蛮的法西斯武士道精神。这种武士道精神浸透了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使他们在被侵略民族面前是杀气腾腾的凶神恶煞和刽子手，而在日本天皇和各级军官上司面前却又是十足的奴仆和炮灰。他们神魂颠倒，兽性大发；他们充满了强烈的愚忠精神，视死如归，甘愿充当“肉弹”，在战场上宁死不屈；他们丧失了正常的理智，恶毒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妇孺；他们像疯子一样驾驶飞机去撞美国飞机和军舰。所有这些现象所体现出的好斗和凶残的精神，是日本和族的精神，是每个日本人都具有的精神。如果把这种精神说成仅仅是日本军队才有的，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日本人民无疑也具有这种精神。正如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所说：“哪怕是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很显然，武士道精神也存在于日本人民的灵魂中。而武士道精神正是好斗、凶恶和愚忠。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人民内心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

    侵略别的国家，屠杀别的国家的人，强奸别的国家的妇女，奴役别的国家的人民，抢劫别的国家的财产，烧毁别的国家的房屋，这是令人痛快的事，日本人何乐而不为?人性便是如此。日本人民并不例外。

    不错，二战时日本确有和其他一些人反对那场侵略战争，同情中国；也有些日本士兵逃跑，甚至暗地里帮助中国抗日军队，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少数现象而已。偏偏中国人却爱扩大这些事情的意义，说：看哪！这说明日本人民是反对日本的侵略战争的！殊不知，日本正宣称和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并且正妄图称霸全球呢！

    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心灵太脆弱了，太善良了，凡事都往善处想，不敢往恶处想。他们宁愿抹杀事实，自欺欺人，也不愿也不忍把恶人说成是恶人。他们喜欢把罪恶淡化，把善行扩大。所以他们一贯认为，好人好事——哪怕很少——便可代表全体，而恶人恶事——哪怕很多——却无资格代表全体。这种心理便使得他们把寥寥几个反对战争，同情中国的日本人说成是日本人民，而把千百万个鼓吹战争，蹂躏中国的日本人说成是少数。中国人这么做，无异于叫唤：一可代表一百，而九十九却是少数。（中国的这种作法虽然蛮不讲理，倒也是中国的国粹。1995年，深圳瑞进电子有限公司韩国女老板强迫一百二十多名中国工人集体下跪，当时只有一个叫孙天帅的人没有跪，其他人都跪下了，这是何等的让人痛恨；更可气的是，直至1996年，中国的宣传界还非常高兴，竟说，他没有下跪，表明中国人有不跪的传统。一个诗人还为此而热情洋溢地写了一首诗《中国人，不跪的人》，然后列举了文天祥、岳飞等例子。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不错，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日本人民产生了厌战心理。有人又据此得出结论，说日本人民是反对战争的。可要知道，此时日本人厌战仅仅是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日本人民由于越来越不堪重负，而且由于日本节节败退，他们对前途感到悲观和恐惧，这才产生了厌战甚至反战的心理。换句话说，是日本再也捞不到好处才使得日本人民厌战甚至反战。这是人之常情。这好比一个强盗，去抢人家的财产，和人家争斗了好久，最后打不过人家了，占不到便宜了，便产生了后悔心理。假如日本仍能捞到好处，日本人民是仍会拥护战争的。另一方面，由于具有法西斯武士道精神、民族优越感和好斗传统，日本人民又不甘心停止战争，更不愿意投降，相反，此时还想称霸全球，统治其他民族，所以在心理上和行动上仍在支持这场战争。长期的熏陶和心理积淀使日本人养就了贪婪、野蛮、凶残和好斗的思想，并且根深蒂固，不可能因眼前的挫折和失败而改变。正如强盗不可能一下子幡然醒悟，丢掉他的狼子野心。前文的美国心理学教授的话即形象地说明了日本人是难于投降的。日本人（包括日本统治者和日本人民）将抱着“一亿玉碎”的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只是，在神一般的天皇的命令下，日本才投降了。否则，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日本和族从地球上消失了。日本人也确实勇敢，宁愿民族灭亡，也决不投降。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战争快要结束时，日本人虽然对战争产生了犹豫、怀疑、厌恶甚至反对的情绪，但更倾向于“主战”。而中国人在评论时却只看到了前一方面，没有看到后一方面。退一步讲，即使战争快结束时日本人民是完全反战的，但在这之前的漫长的时间里却是主战的。因而总的看来，日本人民是主战的。

    中国人常说某某民族好斗；但这时若有人对他们说，这个民族的人民是不爱好和平的，是拥护战争的，那么，他们又会挣红脖子，突起眼睛，争辩说不是这样。因而中国人会说日本和族是个好斗的民族，但绝不会说日本人民是好斗的人民，更不会说得那么白，说日本人民是不爱好和平的，拥护战争的。其实，一个民族好斗的话，其人民拥护侵略战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假如这个民族的人民不拥护侵略战争的话，这个民族好斗也无从说起了。像日本和族这样好斗的民族，我们却要把它的人民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反对战争的，实在荒唐可笑。

    日本人民是不友好的、不善良的、不爱好和平的，实际上他们是野蛮的、凶残的和拥护战争的，他们比当时的德国人还要百倍地狂热而顽固地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对此，又有谁能否定他们的战争罪责？但中国人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日本人由于从小生长在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才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才拥护那场战争的，因而日本人民仍然无罪。这些中国人承认了——无意识地承认了——日本人民是拥护侵略的，比起那些顽固地认为日本人民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中国人要进一步，实在难能可贵，但他们又把日本人民的罪责推卸给了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按他们的逻辑去推理，我们可以得出，助人为乐的人也没功劳了？惩罚凶徒的人也没功劳了？抗敌入侵的人也没功劳了？因为他们高尚的思想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养成的。

    我们必须清楚，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是由日本人自己造就的，并非天生的，没有日本人，哪里会有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因而归根结蒂，是日本人自己使自己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并拥护那场侵略战争的。所以说，日本人民是要负战争责任的。中国人实在有办法，妄图转移我们的注意方向，使我们只去追究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这种抽象东西的罪责，而将实在的人的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这是在中国用得极多的为日本人民推卸罪责的伎俩。这种伎俩像散发出的迷雾，遮住了事情的真相，长期以来一直迷惑了中国人。

    当代日本有许多极右翼分子为东条英机等战犯翻案时叫嚷说，他们是由于“国家制度”才发动战争的。这种“国家制度”与中国人所谓的“环境”如出一辙。我感到异常的惊奇，同时更感到悲哀。我无法理解，中国是个受害者，却居然会有人与日本人，而且还是极右翼分子具有如此相同的想法。就算如中国一部分人和日本极右翼分子所说的那样，日本那些战犯是在一定的“环境”或一种“国家制度”下产生的，那更足以证明整个日本国家是有罪的，我们就只要向整个日本国问罪就是了。

    我们要知道，人的思想（无论善与恶）都不是生来就有的，而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假如由于日本人的拥护战争的罪恶思想是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我们就把其罪责归之于“环境”，那么，我们无疑也要勾销其他所有罪人的罪责：中国的秦桧、慈禧、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日本的裕仁、东条英机、谷寿夫，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还有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无一例外。因为他们也并非天生下来就是恶棍，他们也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养就了罪恶思想，从而才去作恶的。

    中国人其实完全可以造出一个“人类环境”和“人类制度”来，认为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是这二者制造出来的，于是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无罪了。

    中国人很奇怪，他们反对“人性本恶”论，也反对“人性本善”论，认为人性是后天形成的，但却独独认为日本人民是“本善”的，只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变恶了。由于日本人民是“本善”的，所以尽管他们犯下了罪行，中国人也认为应当开脱其罪责。看来，中国人似乎认为，只有日本人民（还有其他人）天生下来就是坏蛋，我们才可追究他的罪责，否则，我们只有去追究“环境”的罪责。这是那门子逻辑？

    纵然日本人民是“本善”的罢，他们在事实上总犯了罪，我们也依然要追究他们的罪责。这好比一个人，纵然他是善良的，甚至是高尚的，假如他由于被人引诱而杀了人，甚至由于失误而杀了人，法律也依然要制裁他，而绝不能认为他无罪。

    我敢说，现在的中国人接受“日本人民善良、无罪”这一观点时，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当时并没有问：“为什么是这样?  有什么证据吗?”  他们当时接受的也只是这一观点，而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他们甚至想都没想到要看这方面的证据。他们接受这一观点后，从此再也没有怀疑过。其实，中国人只要略略动动脑子，再大胆一些，就可很容易地发现日本人民是有罪的。

    日本人民的战争罪责绝不像中国人说的那样是没有的，也并不是很小的，而是很大的，与日本统治者的战争罪责各有千秋。说日本人民无罪，乃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第一大错案。

    至此我们可得出结论，日本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拥护那场战争，其人民也拥护那场战争，日本是整个民族都拥护那场战争；日本不仅仅是统治阶级要承担战争罪责，其人民也要承担战争罪责，日本是整个民族都要承担战争罪责。

    中国人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其罪责只在于日本统治阶级。要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五十年来我们便不能说日本是战败国，而应当说日本的统治阶级是战败阶级。近几年来我国也不应当要求日本给我国以民间赔款，而应要求日本统治阶级给我国以民间赔款。

    纵然战争罪责只在于日本统治阶级，与日本人民无干，那么到最后，我们也要把这一责任归到整个日本民族，从而我们还得向整个日本民族复仇，自然，日本人民也逃脱不了那场灾难。这正如一个人用手杀了人，我们不能只治罪那只手，把那只手剁了便完事，我们要把这个人处决。我们无法将统治阶级与民族割裂开来，认为前者犯的罪与后者无关，恰恰相反，应当认为前者所犯的罪也即是后者所犯的罪。实际上，统治阶级的所做所为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功过，这是不言自喻的道理。日本整个民族有罪，毋庸多言。

    世界上还会有其他国家会像中国一样，千方百计地为给自己带来深重灾难和耻辱的敌人洗刷罪名么？想来是不会有的。中国是一个昏聩愚顽的国家，这个国家数十年来固执地认为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善良的、爱好和平的和反对战争的。在中国人眼里，“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光辉的、神圣的、至上的、不容怀疑的和不容亵du的；于是“人民”便永远都是大仁大德之灵物，具有绝对的道德、绝对的良心、绝对的正义、绝对的善良，她绝对的爱好和平，绝对的不会犯罪。因而“人民”便永远可做罪恶的事，而又永远不会被推上审判台。日本人民要是能利用中国人这种心理，那么以后就请放心来侵略中国就是了。中国是绝不会来追究你们的罪责的，更不会来报复的。

    日本人民是巴不得中国人把他们说成是无罪的了，因为这样一来，日本的战争责任就只有归咎于日本的一小撮统治阶级了，而与整个民族无关，日本和族的形象自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由于中国认为日本人民是无罪的，所以造成相反方面的研究极少，几乎为一项完全的空白。这方面的资料因而也极少，我无法拿出更多的论据来证明这点。但是，凭这些论据已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观点了。同时，希望更多的人来填补这项“空白”。

    最后，为了使中国人有胆量接受“日本人民不善良、有罪”这一观点，我在此有必要谈谈人民的弱点。这算是题外话。  在中国人眼里，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定能战胜邪恶和敌人。事实并非如此。十九世纪中--＆网--久历史的，懂礼仪的，持重的中国会浅薄到如此程度。

    四、日本和族是个劣等的民族

    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绝大多数人看来，日本和族是个优秀的、伟大的民族，然而在我的眼里，它不过是个劣等民族而已，而且它还是最劣等的民族。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日本历史短暂，比中国晚进入文明历史二千余年。

    我们也知道，当初，日本并没有文字，后来将中国的汉字搬进去加以改造，此后才有了自己的文字。

    日本也没有艺术，后来才从中国引进了美术、泥塑、干漆法和木雕等等艺术。

    日本也没有哲学，后来才从中国引进了孔儒哲学，再后来又引进了宋理哲学，当然，还引进了其他哲学。

    日本也没有文学，后来学习了中国文学后才有了文学。比如，  《日本书记》便是模仿中国史书编写的国家正史，而五言诗、七言诗则更是模仿中国诗的产物。

    日本也没有医学，至公元七世纪才吸收了中国的医学，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了日本医学。另外，日本的水稻、铁器和冶炼技术也是在公元前二、三世纪的弥生文化时代从中国传入的。日本的科学，几乎全是来自中国。

    日本也没有像样的建筑，后来在模仿唐朝的建筑的基础上才建造了像样的建筑。

    日本也没有教育，后来才模仿唐制，设立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并规定明经科学生必读《周易》、《毛诗》、《周礼》、《论语》等等；算道科学生必修《孙子》、《九章》、《周髀》等等；明法科主要学习隋唐律令；纪传科必学《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等。

    日本也没有政治制度，至七世纪下--＆网--久，有的历史短暂；有的创造出辉煌的文化，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而有的却在文化上没有什么突出成就；有的为人类造福，而有的却给人类带来灾难……这便是民族的优劣之分。我们把世界的民族放在一块比一比，总能分出优劣来的。谁说民族没有优劣之分呢？

    像日本这样的民族，本来是可很容易地发现它是一个劣等民族的，但又为什么世人普遍认为它是一个优秀的、伟大的民族呢？这主要是因为人有一种劣根性，即崇尚“力”。一个人要是奴役着别人，那么，人们往往夸赞并羡慕前者，虽然他是该否定的；而鄙视后者，觉得他没用，窝囊，虽然他本该得到同情。在这个卑劣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杀一个人会被当做罪犯，而杀一万个人会被当做英雄，杀一万万个人会被当做神。总之，  杀人越多，便越受敬畏，崇拜。穷凶极恶的希特勒，在中国都不知有多少崇拜者。1872年至1945年间日本侵略中国，显示了它的“力”，那么，即使它的所做所为是最无耻最罪恶的，人们也依然崇拜它，把它当做优秀的、伟大的民族。谁还会真正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它的优劣呢？

    假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到现在仅仅是经济和科技发达，而从没侵略过其他国家，那么它的“名声”是不会有现在这么响的，更不会被人说成是优秀的、伟大的民族。日本的“名声”是建立在数千万中国人和亚洲人的尸体上的。附带说一下德国，假如它也仅仅是经济和科技发达，而没有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那么它的“名声”也是不会这么响的。

    人便是这样，一方面反对侵略别的国家，另一方面又崇拜侵略者，同时恨不得自己也去侵略别的国家，称霸全球。

    五、天皇是战争元凶

    谁要是去中国的中学和大学里做一番调查，就会发现，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都会说，天皇（指裕仁）是傀儡。那么，裕仁到底是不是傀儡呢？答案是否定的。裕仁既不是被人*纵的傀儡，也不是简单的盖印工具，而是大日本帝国的唯一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的唯一最高统帅，他拥有统治总揽  权、军队统帅权、宣战媾和权、条约缔结权、官吏任免权、法律批准权或否决权、单独命令发布权。甲级战犯近卫文(麻字下加吕字)在其手记中承认：“日本的宪法是以天皇亲政为原则，跟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根本不同。尤其是统帅权的问题，政府完全没有发言权，能控制政府与统帅部两个机构的只有天皇陛下一个人。”

    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第三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四条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据宪法规定行使之。第四条虽然和第一条有所不同，但天皇是日本唯一的最高统治者这一点却是不变的。第四条看起来好象天皇的权力受宪法限制，但这宪法又是根据他的意愿而制定的，因而天皇的权力就等于没受限制。第四条的规定，不过是为天皇专制制度造上一点民主的假像，减少当时人们对它的批评而已。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依据这个规定和其他法律，军队由天皇亲自统帅，政府也好，帝国议会也好，都不许过问。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发布了以日本军队和官兵应有的道德准则教育全军的《敕谕》，  裕仁天皇便像这《敕谕》所写的那样，根据他的命令设置掌管具体事务的机关  ，陆军参谋部（以陆军参谋总长为首）和海军军令部（以海军军令部总长为首）就是这样的机关。这种机关直属天皇，完全独立于政府，对政府和国民不负任何责任。可见，日本军队完全由天皇个人统帅。仅从这一点看，天皇也应承担战争责任。

    有人说天皇是其臣子的傀儡，这与事实不符。须知道，根据日本旧宪法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的任命是天皇个人特有的权力，首相以外各大臣的任免，也逐个由天皇决定。对首相和各大臣的任免，天皇事先没有与任何人或任何机关商量的义务。不过，在裕仁天皇时还有不成文的法律，即：天皇首先询问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谁可做首相，元老便推荐人选，天皇则无条件地任命该人选。后来，在1937年，元老因年老不胜其职，  从此便改由内大臣推荐首相。内大臣常在天皇身边，对天皇的大政方针和他对人物的评价非常熟悉，所以他能充分体察天皇的意图而提出首相人选。而首相任职后，天皇若一旦以任何形式表示不信任时，必须立即辞职。如1928年6月，  日本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首相田中就此事最初向天皇报告说是关东军所为，但又对社会上慌称事情真相尚在调查中。在这期间，人们逐渐查到事件真相，帝国议会也强烈要求政府发表事件真相。田中向天皇请示隐瞒事情真相。天皇便很严肃地说：“那么，首相所说的不是前后矛盾了吗？”田中无言以对，退出宫中，提出辞职的申请。天皇予以批准。因而内大臣推荐首相人选不是随便的，他不能不重视天皇的意图。表面上内大臣对首相的上台更有决定权，而实际上决定权却在天皇手上。实际上，  就是内大臣也是由天皇任免的。如1940年，在推荐内大臣人选时，天皇先后提出了若（木旁加规字）礼次郎、近卫文（麻字下加吕字）、平沼骐一郎，又都觉得他们不合适，最后提议了木户幸一。同年6月1日，木户幸一便上任了。

    对于首相以外的内阁大臣的任命，天皇也是有很大权力的。当时的裕仁向组阁人员指名提出大臣人选，而不是只由组阁人员决定大臣人选。如果不合天皇的心意，即使是陆军三长官一致同意推荐的人物，他也决不予以承认。他这么做是因为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元首，是陆海军大元帅，要直接发挥自己的职能。天皇甚至对各部高级官员的人事安排也是参与的。如1939年9月中旬，首相兼外务大臣的阿部谒见天皇时，天皇突然说：  无论如何也得换东亚局长。”于是不到一个月就更换了东亚局长。

    由此可见，裕仁天皇对首相、各国务大臣以及内大臣的人选是完全独立自主地进行判断，选择和任免的。至于陆军和海军，它们的人事问题必须在各自内部酝酿，绝不允许外来干预。但也有例外，如阿部内阁的陆相，米内内阁的陆相，都是根据天皇的示意而确定的。1938年6月  ，近卫内阁陆军大臣杉山元的辞职，便是因为天皇支持了近卫首相的要求强制这样做的。1940年9月，  天皇又积极提议要免去闲院宫的陆军参谋总长和伏见宫的海军军令部总长的职务，这两人便先后辞职了。

    天皇在内政外交上也有主导作用。如，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后，广田被任命为首相。天皇在举行亲任式时，作了如下指示：第一，按宪法施政；第二，应以国际友好为基础，尤其外交上不要强加于人；第三，应在财政和内政方面，不宜作急遽改变。于是各大臣便把这些记下，并决心按他的方针施政。再如，1941年天皇  由于强烈意识到日美战争迫在眉睫，便在近卫首相辞职后，任命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组阁，并强调“加强陆海军的密切合作”。可以看出，天皇并不是不加判断地按臣子建议行事，而是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指挥着政府的。

    裕仁心里是有数的，他知道自己是真正的国家元首，而不是傀儡，所以他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威。在必要时，他会坚持自己的方针，而用不着听命于政府、统帅部及其他辅佐机关，甚至还要压制他们的意见。如1936年“二·二六”事变后，  陆军大臣川岛等人认为叛军虽然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但“其精神乃是出于为君国着想”，因而主张从轻发落。但天皇不同意，大骂叛军，主张镇压；后来见还不镇压，便愤愤地说：“朕将亲率近卫师团平定叛乱。”在他的强硬态度的*迫下，叛乱军官终于受到镇压。再如1938年，日军妄图进攻张高峰苏军，但天皇否决了统帅陆军部队的唯一最高辅佐机关的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一致决定的意见，指示不准进攻。后来当地军队欺骗参谋本部说苏军进攻日军，从而还是挑起了战争。但参谋本部因为牢牢记住了天皇决不准进攻的指示，便压制了当地军队，  且没再增援兵力，因而导致当地日军的失败。可以看出，天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盖印工具，只知盲目地同意臣下的意见，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判断力，具有很大权威的军队最高统帅。

    纵上所述，可知天皇并不是什么傀儡。说他是傀儡，乃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第二大错案。

    虽然在历史上天皇曾确实是傀儡，但自明治天皇以后，天皇的权威便迅速上升了。1912年明治天皇辞世后，日本国民悲痛号啕，自杀者不计其数。有的甚至先捅死全家老少再自杀，甘愿三世为天皇殉葬。而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乃木希典陆军大将也自杀尽忠。从这里便可看出此时的天皇已是具有神秘力量的真正君主，而不是傀儡了。至裕仁天皇时，天皇的权威已到了顶峰了，虽然没有人为他殉葬（这也是他当时没死），但却有着更多的人为他尽忠。

    日本人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统治日本的现人神。1868年的明治政府发布文告说：“天皇是最高的神，从开天辟地起就是日本的主人”  “正一位的神虽然各地都有，  但都是天皇封的，  天皇比诸神都高贵。”明治维新时京都府的谕告说：“想一想吧！  日本是  天皇的祖先  开创的  国家，日本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天皇的。”九州镇府发布的谕书也说：“在日本这个国家里，有从天照大神起一直继承下来的天皇，这是日本自古以来一直不变的主人。”可见天皇在日本的地位有多高。天皇具有神权（这是其他国家的元首无法比及的），具有超过法律的绝对权威。日本人把天皇当做神来崇拜，对他无条件地服从，尤其在战场上把为天皇而战死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如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士兵便驾驶着零式飞机向美国飞机或军舰撞去。他们明知必死，也愿意这么做，因为他们是为天皇而死的。再如，日本俘虏在临刑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甚至日本叛乱的人在临刑前也这么高呼。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军队不想投降，但又不愿违抗他的命令，于是许多官兵便成百成千地集体自杀了。日本人如此愚忠于天皇，有人却要把他说成是傀儡，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就是日本人自己也不会答应，他们无法容忍自己如此崇拜，如此忠于的天皇会是傀儡。

    在日本，实行的是天皇专制主义。天皇即国家，天皇即法律，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不受政府、议会及其他任何约束。臣民对天皇的任何言行都不能批评，而要永远无条件地服从于天皇，尽忠于天皇。这些也是当时日本政界人士、军队和国民的信念。

    可以看出，天皇比起他的同类希特勒、墨索里尼还要独裁，天皇在本国内的号召力和权威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各自的国家内还要大。当然，话得说回来，天皇的才能实际上是远比后二者小的。他不过是靠世袭而得到国家元首——天皇的位置，并且又靠了一种流传了两千余年的宗教——  神道教才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元首无法比及的号召力与权威。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平民出身，靠自己的才能才当上国家元首，并靠自身才能才获得了号召力与权威。

    天皇裕仁既然是真正的大日本帝国元首，那么在侵华战争中，他有没有责任？现在连傻瓜也明白：有。而且还有最大责任。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11月5日，参谋总长从天皇那里得到参谋总长可以决定和命令有关关东军作战行动的部分权限的委任，便利用这一委任命令权，把进攻锦州的部队于11月28日退回辽河以南。但同年12月28日，关东军事先得到天皇和参谋本部的同意，再度发起了锦州战役。第二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如果参谋总长能制止关东军的擅自行动的话，那么天皇更能做到这点。但天皇并不想制止关东军，而在事后一再追认战争的继续扩大。不仅如此，1932年1月8日，即占领锦州五天后，天皇还向关东军发布敕语，表彰其“忠烈”。由于受到天皇的称赞，关东军和所有日军内好战的军官都得到极大鼓励。于是，战火一天天地扩大，从东北扩大到内蒙。很显然，天皇对这些战争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七·七”事变后，天皇很重视战争的情况，所以在11日晨，当参谋总长要觐见他时，他先接见了他，并提醒他注意苏联，而没有先接见总理大臣（虽然内大臣建议他这么做）。在这前后，天皇还召见了参谋总长两次，海军军令部总长一次。他经过慎重考虑，而后批准了参谋本部和政府关于向华北派遣大军的方案。当时，当地日军本来想要使事情得到局部解决，并且快要办成此事了，但包括天皇在内的中央却作出了大规模出兵的决定，于是战争升级了。但当时的中国人民抗日意志日益增强，于是参谋总长去谒见天皇，说出心中的担忧。天皇很不满意，说：“为什么参谋本部那样急不可待地要停止日华战争，以作对付苏联的准备，当真有苏联出兵的危险吗？”又说：“既然如此（指现在又要媾和），最初不跟中国发生冲突，不是更好吗？”于是拒绝了速和路线，而选择了战争路线。八年的侵华战争就这样进行下去了。

    可见，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这一点在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很清楚的。如1944年6月24日，  在日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木户和近卫进行商量。木户认为：“在最终决定停战的情况下，为防止陆军、海军、官、民互相推卸战争责任，有必要使天皇陛下表明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他们后来还一致人为，在投降后，天皇将因承担责任而退位。投降时的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战后不久也对左近司政三说：“陛下承担战争责任最为合理。”连天皇自己也在1945年9月对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说：“我对因  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  负有全部责任。  我对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军人、政治家以日本名义做的事情，都负有直接责任。关于  我自己的命运，阁下无论怎样判决，都没问题。总之，我要负全部责任。”

    可见，天皇裕仁才是二战时日本的战争元凶。二战时，反法西斯国家常将裕仁和希特勒、墨索里尼这两人并称为世界法西斯三大元凶，并发誓要把这三人送上断头台。日本投降后，中国、苏联、澳大利亚都坚持要把裕仁作为日本首要战犯处死。但后来裕仁于深夜密访麦克阿瑟，说只有天皇才能使日本稳定下来。美国为了更好地统治日本，便饶了裕仁一命，甚至还没有审判他，而把东条英机作为一个傀儡元凶当了替死鬼，送上绞刑架。其实东条也知道裕仁才是真正的战争元凶，但为了救天皇，便替他死了。东条有何“资格”当元凶，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两人相提并论？他当首相是在1941年到1944年间，时间不过三年，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了八年；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侵华战争打了十四年。他怎能承担得起所有这些责任？东条没有神威，也没有多大的权力，远远不能和天皇相比，很显然他的战争责任要远比天皇小，元凶不可能会是他，只能是天皇。他不过是个鬼卒而已，而天皇才是阎罗。1944年，在日本局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下台。辞职前，他想面见天皇，恳求留任，但天皇不见他，他只好下台。“元凶”就这样被“傀儡”赶下了台。

    天皇的战争责任，昭然若揭，可是不幸，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居然还把他说成是傀儡。这几年中国出的关于二战三元凶的书中，裕仁仍没露面，而东条倒很“风光”。中国人愚昧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难于相信。也许有人会说认清裕仁是元凶并没什么意义。可是要知道，天皇是日本人崇拜的“现世神”，如果我们都说裕仁是元凶，一致讨伐他，那么对日本也是一个打击；何况，裕仁是元凶是事实，是事实我们就得把它揭露给世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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