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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军事指导团还在国军中出谋划策，对付日军进攻呢。

    蒋委员长的心中有一点幻想：希望德国可以在这件事情发生后，对日本施加一些压力，迫使日本人从上海撤军。

    作为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当然不希望中、日两国发生这样的战争。

    他一直想在中间说合，促成双方和平解决这次争端。

    这一回日本人的胃口已经变了，它们提出来的和谈条件越来越高，高到连德国人也觉得不可能得到回应的地步了。

    偏偏这一次国民政府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一口咬定：和谈基础必须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才有得谈。

    这就让德国人必须在两个盟友之间选择一个了。

    这个选择题虽然很难，但是却不难做出来：

    当然是选择实力强大的那个继续做朋友了。

    正是有了这样考虑，川越茂第一个找的就是陶德曼。

    多国军事观察团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德国人只要不追究了，再去做其它国家的工作就容易些了。

    最后做美国人的工作，美国人不认也得认了。

    况且在美国政府内部，可是有许多日本人的朋友。

    事情的发展跟鬼子想得一样，陶德曼大使并没有在飞艇事件上对日本人过分追究。

    意外事故！飞机出现了意外，撞毁了气囊。

    日本人对死亡的德国观察员进行人道主义补助，不是赔偿。

    因为日本人需要脸面，它们宁愿多赔偿一些钱，也要把这两个字替换过来。

    一个晚上川越茂已经把多国军事观察团的成员国大使全都见过了，并且连解决方案都说出来了。

    情况跟它想得没有多少变化：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或者是美国人都没有开战的意思。

    他们在刚刚开始交流的时候，言辞激烈。

    等到最后谈到了赔偿的时候，狮子大开口。

    国民政府拿到了俞大钧带回来的证据后，立刻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同时也派出人员对各国开始游说：游说他们对日本进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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